一个植物新种的发现、发表与命名
文/图 董仕勇
2009年10月24日，如期开始了我的印尼兆哇之旅。从飞机降落到雅加达机场开始，热心的Riswan教授就一直陪伴在我左右。从机场接机、住宿安排、参观茂物植物园、去BO查阅标本、三次野外行程、寻求标本离境许可文件，直到11月6日凌晨四点动身返程、心惊胆战地带标本材料过安检，无一不是在Riswan的亲自陪同或密切关照之下完成的。
其实，此次印尼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实地观察兆哇西部的鸟巢蕨（Asplenium nidus L.）的生长形态。我入住的茂物植物园里就有无数天然生长的鸟巢蕨，所以我的愿望很容易就实现了，最让我意外的发现是，茂物植物园里有一株引种的、貌似巢蕨类的植物，形态特征独特，当我核定它的叶片边缘确实具有连接的叶脉（巢蕨类植物的鉴别特征）以后，我就初步认定，它极有可能是一个尚未描述的巢蕨类新种。
植物分类学上要确立一个新种，需要有确凿的比较形态学方面的证据，也应该有详细的地理分布资料。可令人沮丧的是，茂物植物园的这株引种植物，只知来自印尼的某个地方，具体采集地点并不明。如果具体产地不清，无论这种植物具有多么鲜明独特的形态特征，现代分类学工作者都不宜把一个来历不明的植物作为新种模式予以发表，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这株不知名的植物暂时或永远忘掉。
无巧不成书，2010年的某一天，我在自己单位的标本馆（代码IBSC）检查巢蕨类植物标本，突然发现了一份由孙洪范先生1962年采自印尼的标本（采集号7759），该标本与茂物植物园的那株引种植物惊人的相似——毋庸置疑，IBSC的这份标本与茂物植物园的那株代表了一个巢蕨类新种。此后通过微观形态学特征（叶表皮形态和孢子形态）检查，进一步证实IBSC的标本与茂物植物园的引种植物属于同种，而分子序列证据也显示，该种不靠近已知的任何种，占据相对孤立的系统位置，从而与其独特的形态学特征相呼应，为支持该新种的客观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根据IBSC的印尼标本记录，该种的一个具体产地——印尼的Nusakambangan小岛（位于兆哇中部）浮出水面，虽然茂物植物园的那株引种植物的产地仍然未知，但现在获得的产地资料对于新种的发表已经足够。
整理好所有资料，2011年的7月底我开始动笔写作，8月4日投稿到Blumea杂志（国际上一种植物分类学和地理学杂志）, 10月12日收到主编的反馈：“文章可以接受发表，但需要针对审稿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审稿人提了两个要求，其一，在得出新种结论以前，要把该种和大鳞巢蕨（Asplenium antiquum Makino）作比较，因为日本学者曾得到这样的结论：巢蕨类的叶片中肋的形状是不稳定的；其二，要求提供分子系统发育图。此外，主编还提出一个建议：讨论茂物的那株引种植物与IBSC的凭证标本是否来自同一个采集地。于是，在此后的两周时间里，我的修改重点是制作一个分子系统发育图，同时请印尼的朋友（也是合作作者之一）想方设法核定茂物那株引种植物的来源。10月26日收到印尼朋友的邮件，终于查到那株植物的引种信息，它来自西巴布亚的Sorong。10月27日我便把修改稿返回给主编，Cover letter中我还特别提到，我拒绝接受审稿人要求把新种与大鳞巢蕨作比较的建议，因为日本学者先前的文章涉及的取样区域太小且取样数目太少，由此得到的结论是草率的甚至是误导人的。11月26日收到主编的回信，“完全接受你的反馈”，11月30日主编告知我，稿件被正式接受发表。
最后要提到命名问题，我把这个新种取名为Asplenium riswanii S.Y. Dong。种加词“riswanii”取自印尼友人的名字SoedarsonoRiswan,以此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是他为我的首次印尼之行提供了热情而周到的帮助。12月3日我把新种稿件被Blumea杂志接受发表的消息告知印尼的所有朋友，12月9日当我从野外回来，却收到一个让我十分震惊而痛心的消息：Riswan教授于11月在他位于兆哇中部的老家中去世。我曾委婉地向印尼朋友问及Riswan去世的原因，无果。谨以新种Asplenium riswanii和这篇文章，纪念曾经予我诸多帮助的Riswan教授。
作者简介：董仕勇，男，博士，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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