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视:国际著名生物学家Richard T. Corlett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赵金丽 采访/图 翟艳红 /译 
  

     Richard T. Corlett简介

      Richard Thomas Corlett教授1980年博士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系世界著名的热带生物学学者,曾在泰国清迈大学、中国香港大学任教。30多年来一直在热带亚洲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在《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Tropical Forest Community Ecology》等重要国际期刊上发表了近200篇研究论文,并著有《Tropical Rainforests: an Ecological and Biogeographical Comparison》、《The Ecology of Tropical East Asia》、《Singapore Biodiversity:an Encyclopedia of Natural Environment》等12部专著。该教授在近期被国际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ATBC(The Association for Tropical Biology and Conservation)选为2012年执行主席,并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指定为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第24章《亚洲》的主要撰写人。2012年出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主任、生物多样性研究组组长,并入选中国第七批“千人计划(外国专家项目)”。

    东亚&东南亚

  《雨林故事》:您出生在英国,但您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东亚热带地区。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地区做研究的?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呢?
    Richard :我第一次来东亚时还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应该是在1975年的暑假,我的一个朋友申请到一些资金做野外工作,我就去马来西亚和泰国帮他做了一些,但那时一直都想回英国。在澳大利亚读博期间,我去新几内亚做了一些野外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泰国人,后来回到泰国清迈大学教书。所以,在1980年,我也去清迈大学工作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待在这个地区。

  《雨林故事》:《东亚热带生态学》(The Ecology of Tropical East Asia)是第一本描写从中国南部到印度尼西亚西部、整个东亚热带亚热带陆地生态的专著。
   当时您编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因是什么?这是您多年科研工作的总结吗?
  Richard :因为我曾在香港工作,我对中国南部的情况相当了解。我也曾在泰国和新加坡工作,并在印度尼西亚做过野外工作,所以,我熟悉东亚这个地区的基本概况。此外,我在这个地区从事了30年的教学工作,我知道这里没有这方面的书。泰国的学生不知道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发生的事情,越南的学生也不了解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什么,甚至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对本国其它地区发生的事情都不了解。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让学生更直接地了解整个东亚的生态概况。打个比方,这里的一个学生正在研究灵猫,可能泰国的一个学生、马来西亚的另一个学生同时也在研究灵猫,因为缺乏交流,尽管在同一区域,但他们彼此并不了解。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本综述类的书。
  
  《雨林故事》:在《东亚热带生态学》一书中,您将中国南部至印度尼西亚西部的区域界定为东亚,为什么您不称这一地区为“东南亚”?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吗?
  Richard :出版商也提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应该采用“东南亚”,因为人们都知道“东南亚”。但问题是如今的“东南亚”是政治意义上的地理界定,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从政治意义上讲,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却包括东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岛(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因此,从逻辑上来讲,中国南部至印度尼西亚西部的区域属于东亚地区,但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却不是。另外,从地理分界来看,中国热带地区属于“东南亚”,但从政治意义来说,它又不属于“东南亚”,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当时就称统称为东亚热带地区。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正确,或许我还是应该称这个地区为“东南亚”。
    TIPS:
  《东亚热带生态学》为读者提供了东亚地区的生态资料和更大的研究背景。中国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北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生物意义上的界限,西部的安达曼群岛、琉球群岛和东部的菲律宾、苏拉威西岛之间亦然。
  
     中国生态现状

  《雨林故事》:据您所知,中国南部的生态现状如何?西双版纳呢?
  Richard :我在香港生活了19年,从这个层面上讲,我在中国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中国南部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得相当严重,特别是从1950年以后,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干扰使得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可能现在的干扰水平还低些)。不过,我相信以后情况会有所改善,人们会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这也是这次会议在西双版纳举行的原因,我们在讨论这些环境问题。中国南部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因此,它不同于亚马逊流域或者刚果热带雨林。从气候与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南部属于热带地区,但从人口角度来看,它更像欧洲而不像其它热带地区。如今,欧洲的天然林所剩无几,而英格兰南部却已荡然无存。所以,现在的广东省更像是英格兰南部,而不是亚马逊流域。

   《雨林故事》:西双版纳也是这种情况?
   Richard :西双版纳的变化太快了。2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西双版纳,当飞机降落在景洪机场的那一刻,展现在你眼前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态景观:山顶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山坡上种着各种的农作物,还有山谷里的水田、小村庄……可如今,当你再站在景洪机场,放眼望去,满目皆是橡胶林,一环一环地环绕在城市周围。从生态的角度而言,这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换个角度,从当地居民的角度出发,他们可能比以前富裕了十倍甚至一百多倍(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所以很难说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


  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仍是我所熟悉的、亚洲地区最好的植物园。只是,当你在山脚下四处张望时,会看见周围到处都是橡胶林,而在20年前,这里至少有一半是原始森林。

   “唯影响因子论”

  《雨林故事》:据我了解,在大学里,您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教授。您是如何教育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换言之,您是如何使得学生对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产生兴趣的呢?
  Richard :我认为应该把大学的教学当做一种职业,就像教初中和高中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教大学不需要培训,而教中学却需要,所以你得在教学上下大功夫。我以前是一个很糟糕的教师,但经过大量的实践摸索之后,教学水平才日益见长。总之,本科生的教学是件艰难的工作,应该多实践。


    对于研究生的教学,情况则不同。因为你所面对的是专注于某个研究领域的学生。相反,本科生通常不需要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样的研究,他们完全按照老师指示做事情。我教的本科学生中有一半对生态学毫无兴趣,他们更乐于学习生物技术或者微生物。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这点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吸引特定专业的研究生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本科生,其二是其它国家的留学生。

  《雨林故事》:您是国际期刊《生物保护》(BiologicalConservation)的编辑,《生物保护》是被SCI收录、高影响因子的学术期刊。目前,中国的“唯影响因子论”现象非常普遍,对大多数科研人员而言,如果他们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越高,其成就感会越强,也更容易申请到基金。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Richard :我想这种现象并不好,但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评判标准。不光在中国,整个亚洲都是这样。科研机构和大学开始采用影响因子的高低来评价科研工作者的成绩,以求短期内迅速提升研究的质量。中国科学院是这样,中国知名大学亦是如此。有的学校所做的研究根本就没人阅读,也没人感兴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期。


  同时,“唯影响因子论”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全新的领域研究比较难发表文章,科研人员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从事这种创新研究的热情就会减少。大的科学问题,尤其是生态学方面的,通常需要五到六年的研究,甚至是七年才能解决。如果每年用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来评价你的工作,那么你不适合从事这种长时间的研究。你得选择做短期的“时髦”的科研项目,得做美国人感兴趣的东西,因为现在是美国和欧洲的期刊主宰科研界。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科研人员应该可以从事本国所需的科研项目。不管怎么样,中国还有一些期刊被SCI收录,但印度尼西亚没有SCI期刊。所以尽管我对印尼的生态问题很有兴趣,却不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就没意义了。诚然,“唯影响因子论”可以让科研人员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他们在广泛思考的同时,更需要从本土研究的需要出发,在这点上,我想“唯影响因子论”有其局限性。
  
  《雨林故事》:《生物保护》期刊接收什么类型的文章?作为编辑,您对从事生态与生物保护方面的科研工作者们有何建议?
  Richard :近年来,《生物保护》期刊收到大量的投稿文章,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目前,在送出去评审之前,我们直接拒绝半数以上的文章。每周我大概会收到6至7篇文章,其中我也会直接拒绝3到4篇。文章一旦被接受,就意味着这不再只是一个研究工作,而应该能吸引国际同行的兴趣。比如在西双版纳,如果你从事保护生物学相关的工作,你的工作应该要引起全球读者的兴趣,产生国际影响。因此,我认为将研究工作展示给国际同行是最关键的。
  
     经济发展VS.生物多样性保护

  《雨林故事》: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的热带雨林都在减少,生物多样性也在降低。换言之,“贫穷从来都不美丽”。当人们渴望提高收入的同时,他们正在破坏周围的环境。因此,经济发展的代价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您如何看待热带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Richard :这是问题很有意思。在过去的20年中,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在热带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西双版纳地区还需要在脱贫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进行权衡。然而,在热带地区,真正威胁热带雨林的不是穷人,而是富人。在印度尼西亚,大部分的森林被砍伐,种上了油棕,这种破坏不是穷人干的,而是拥有大公司的富人所为。所以,这不仅仅是贫穷、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较量问题。事实上,每个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以自然资源换取财富的阶段。重要的是在资源与资金对弈中,即使是在自然资源最少的时候,都有足够的自然资源被保存了下来。所以,当我们给予生物多样性极大的关注时,发现还有相当多的物种尚未灭绝。


  因此,我认为关键的是要保护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保护所有的物种。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控制捕猎,还得学习如何保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尽管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还远远不够。可以肯定的是,西双版纳的生物多样性在过去的20年里降低了,当地居民的贫困程度也降低了——因为这里可以种橡胶。所以,对许多当地居民来说,这是件好事。然而,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约10%的物种是在西双版纳,但当地居民却不会在贫困和生物多样性之间进行很好的权衡。我想,从国家的层面来讲,中国政府应该花更多的精力保护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我想,可以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为土地所有者支付一定的费用以鼓励他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如何进行生态系统的恢复。虽然至今我们仍不知道如何恢复热带雨林,但我们必须得学习。

  《雨林故事》:关于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您认为最大的阻碍是什么?环境教育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起什么作用?
  Richard :主要的阻碍是这个地区的人口太多。东亚是热带雨林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倾向于认为穷人对热带雨林产生的影响更大,实际上,伴随着穷人的财富和对生活水平期望的增加,穷人在本地区的确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里,人们都在看同样的电视节目,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人是如何生活的,都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是东亚热带地区的人口有十亿多,十亿多人都想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这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的总和都要大。因此,保护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任务非常非常艰巨。

  《雨林故事》:环境教育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起什么作用呢?
  Richard :这很明显,环境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欧洲为例,那里的年轻人都有很强的环保意识,政府也制定了相当积极的环保政策。比如在我的祖国——英国,所有三个政党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减少碳排放方面都制定了强有力的政策——这就是环境教育的结果。然而,环境教育成效很慢,环境的变化却异常迅速,而且对成年人进行环境教育是很难的。很多证据表明,教育可以改变成年人的环境意识,但却很难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公众教育倾向于改变人们的意识,而非行为——因为行为还受其它因素控制。另一方面,儿童的意识受父母影响,所以,对儿童的教育也非常重要。但这不是遗留给后代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否则,以后将什么都不会留下。现在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降低,食物将来很可能还会减少,孩子们就会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成长。因此,我们必须杜绝这样的问题发生。


  
  《雨林故事》:REDD(即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碳信用额计划,即通过花钱买碳来保护森林,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REDD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Richard :这个问题问得好。保护生物学家们聚集在热带地区,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REDD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只为碳标价。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全球碳市场,那么钱就会流向最便宜的碳。它不会流向犀牛、座头鲸或者蝴蝶,而会流向速生树或者从大气中提取碳的的高科技。所以,对生物多样性来说,一个纯粹的碳机制还不够好。
  目前,将生物多样性和其他利益均考虑在内以后,REDD及其衍生物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机制。如此一来,全球的碳市场动态就变得模糊。我猜测最好的方法可能是一个简单、非常有效的全球碳市场,同时,人们还应为区域或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买单。以油棕为例(我对橡胶不了解),油棕的经济价值如此之高,仅仅通过REDD买单还远远不够。可是,如果人们既花钱买碳,又为生物的多样性买单,这可能会使生物的多样性达到最高点,使得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值得保存。
  我们会看到碳交易是如何进行的。目前,非正式的碳市场和自发形成的碳市场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这完全改变了世人当初的想法。以前,人们认为REDD只是一个理论概念,但十亿美元的交易额出现后,所有人马上对REDD刮目相看。但我们不能预知未来,所以我拭目以待。将碳付费和生物多样性付费结合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好。在中国,两者的结合是可能的。
  如果当地居民把橡胶林退还成热带雨林,我不确定REDD碳付费和生物多样性付费是否可以补偿他们的经济损失。我们也不确定是否可以这么做。可能土壤退化太严重,可能物种已经灭绝,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去做。甚至我们不知道付费这一途径是否可行,但至少可以促使人们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REDD一系列的条例规定不无益处。按照REDD规定,发达国家因过多的碳排放而需投资数十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但前提是确保发达国家获得已交易的碳保护权益,而这一权益又依赖高科技技术的支持,如遥感监测、精确实地考察等。REDD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条例,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试想如果富国看不到REDD的益处,穷国也就拿不到一分钱。在德国,如果穷国不能确保其森林碳至少可将保存50年或100年,任何一家银行都不愿意为你付钱,不光是德国,其它很多国家也是这样。
  我想将来会好起来。中国之所以现在得到了很多碳费,就是因为其他国家相信中国政府。那些更贫穷的国家没能得到碳费,是因为他们失败的政府不能满足REDD的条件。确实,碳费是一笔潜在的、巨大财富。

  历史学家之梦
  《雨林故事》:最后一个是个人问题:如果您不是一位科学家,您会选择哪种职业呢?为什么?
  Richard :我想我将会是个历史学家。每个生态学家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历史,因为他们想知道生物与环境是如何演变的。反过来,生态学也对历史学做出了很多贡献。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历史非常迷人,所以我非常愿意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茕茕独行的探路马帮

历史背景:1929年,年仅18岁的蔡希陶因参加革命被上海光华大学开除,进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任实习生;1932-1934年,他主动请缨并受派遣赴滇考察植物,成为揭开“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第一人;1937年,他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筹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昆明植物所的前身),40年代初,成功引种栽培“大金元”,发展云南烟草产业的早期业绩;1950年,在原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主任。1951年,调查橡胶原料植物和考察种植橡胶宜林地,他和吴征镒教授共同提出了云南地区适宜种植三叶橡胶树的建议。

死标本VS. 活植物   

口述者: 禹平华

禹平华:19488月,他在蔡希陶担任实习总指导的烟草技术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留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跟蔡老学习烟草引种驯化栽培技术。后跟随蔡老来到小勐仑,从事植物分类工作

   

 

1948年,我刚留所工作,对植物学知识一窍不通,但看到蔡先生和冯先生(冯国楣)天天泡在标本馆,拿着那些植物标本,一起讨论着,嘴里还不时冒出我听不懂的拉丁文,特羡慕,也很好奇,总忍不住在标本馆门口偷望。

 突然有一天,蔡老对我说:“小禹,看你对认识植物这么上心,往后就来标本馆吧。”

  “你的任务就是每天翻这些标本,从第一个柜子一直翻到最后,被虫吃的你要拿掉,受潮的你拿出来晒晒,但千万千万不要把标本搞坏了,一点都不能搞坏掉!”蔡先生特别强调地嘱咐我。

 从那以后,标本馆每天总能见到三个人的身影:蔡先生和冯先生一起给植物定名,而我则在一旁检查这些标本,从正模标本到副模标本,从第一份到第十万份标本,我乐此不彼地翻看着。后来,蔡先生递给我两本大学的《植物学》(上下册)让我自学,又常常对着某一类标本教我如何使用检索表、学习拉丁名。因为之前毫无专业基础,我像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被蔡先生领着,在植物学门口开始蹒跚学步。

 直到有一天,北京有个药用植物方面的专家写信给蔡先生,请求帮忙采集一些八仙花科的野生种样品,当时人手不够,蔡先生就吩咐我去野外采集。出门前,他告诉我大理丽江这一带有4个种,并亲自做好这4个种的检索表,冯先生则让我拿张棉质,在标本室里用棉纸将已有几个种的叶子拓印出来。就这样,我怀揣这两位先生的“教科书”和嘱咐、带着一颗忐忑的心上路了。没想过了两周,我竟满载而归,两位先生看到我采集的标本,彼此对视笑了,异口同声地说:这小子,是块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蔡先生直接的表扬,心底简直乐开了花,暗自鼓劲以后要更努力,可不能让蔡先生失望。

 1949年后,我一次又一次地跟随蔡先生进行野外考察,我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云南所有的红土地:从高山到河谷,从温带阔叶林到热带雨林,每到一处森林他总要嘱咐一番:“我们记植物,死标本要记得,活植物也要记得。不单要知道植物是什么,还要记得这种植物分布在哪个海拔范围,要弄清楚它的生长环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得问向导,到底这种植物在当地有什么用途,是可以用来做菜呢还是用做药材或是其它什么用途。”“另外,我们到了兄弟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所谓入乡随俗嘛。”没想这一跑竟连着跑了十年,鞋子都不知道跑烂了多少双!

 功夫不负有心人,野外实战的这十年,为我后来专门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记得1959年我到云南河口县采了两份不认识的植物标本,本想带回来请吴老(吴征镒院士)鉴定,可吴老那阵特别忙,我只好带着标本准备回标本室,路上碰巧遇到了蔡先生。

“这样吧,你先把标本放我这,我晚上先去看看包谷(玉米)地,回来再帮你鉴定。”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进标本室的门,远远地就听到蔡先生大声喊:“禹平华,你采标本还采出水平来了噶!”

  当时我就愣住了:我采了什么标本了?还采出什么水平来了?

  “你昨天带回来的两个标本,一个是新种,一个是新分布!”说完,蔡先生冲我诡异地一笑。

漫漫寻胶途

故事背景:

开国以后,蔡希陶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国寻找橡胶树。

1951年,蔡希陶率领一支调查队,从昆明出发,步行到蒙自,转到个旧,直达国境线上的金平。从金平到中越边境的麻栗坡,向东到广西省界上的剥隘;折回向西,转到了文山和红河,回到墨江,发现胶质很好的“九牛藤”、“大赛格多”、“中赛格多”、“鹿角藤”;

1952年,他又往滇西的芒市、盈江、陇川、瑞丽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盈江县城的凤凰山看两棵三叶橡胶老树时指出:“这两棵三叶橡胶树生长在海拔960公尺的山上,北纬24度多!云南省勘查种胶的宜林地时广阔的。”

1953年,蔡希陶率队参加由中央林业部发起、中苏专家组成的云南特种林调查队,出发到河口、金屏、车里、橄榄坝、芒市、盈江等地勘察调查,具体指出:“种橡胶,西双版纳最好,德宏差”。

国境线上的枪声 

口述者:禹平华

那天,我们调查队一行60多人步行了一天,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麻栗坡县。刚刚安顿下来,就听到外面“啪-啪-啪”的枪声。我循声听去,枪声是从对面不远处的山上传来的。

“开枪的是什么人?难道真是土匪来了吗?”惊慌失措的我,忍不住问身旁的蔡先生。

“怕什么,我们不是还有护卫队嘛!”蔡先生若无其事地研究当天采集的标本。

过了一会,枪声消失了,我们很快得到消息:原来当时国民党的残匪非常猖獗,为了保障云南特种林调查队中苏专家的人身安全,云南军区特别安排了一个排的军队全程护送。同时,我们调查队每到一个县或市,也会受到当地民兵武装的积极支援。而那晚由于天色已黑,我们的护卫队误将前来支援的麻栗坡民兵当做土匪,双方就开火了。

 又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小勐养的一个傣族村寨。谁料那天晚上正赶上一家傣族人送小男孩去寺庙当小和尚(傣族人信奉小乘佛教,男孩到了上学年纪都送到寺庙去学习傣文和傣族文化),整个寨子“叮咚-叮咚”、“噼啪-噼啪”又是鼓锣声,又是鞭炮声响了好一阵子,我们都以为是枪声,正准备收拾东西撤离呢。

“你咋把被子捆起来了?”蔡先生见我在捆被子,很是惊奇地问。

“土匪不是来了么!背着盖铺跑啊!”我回答道。

“你这小子,土匪真来了嘛,还要这些东西干嘛!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说完,蔡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温室中的橡胶苗 

口述者:冯耀宗

冯耀宗,男,1955年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负责植物园的业务工作,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任群落研究室主任。198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人工群落》等专著及有关实验生态及人工群落论文40余篇。

 1955年的金秋,昆明工作站温室。

 蔡老领着我们几个刚刚报到的大学毕业生,向我们逐一介绍温室里的植物。

“这是油瓜,一种油料植物,含油量高着呢。”

“哦,那是一种药用植物,傣族人用来止血,效果非常好。”

“来,你们摸一下这叶子,再闻闻看。”

“呵呵,香吧,这种植物叫香叶天竺葵,俗称‘摸摸香’,从它身上提取的香叶油,是调制各种化妆香精的母体香料呢!”

我们几个新人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温室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蔡老似乎也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不等我们开口问,他就乐此不彼地给我们讲解。“蔡老师,这个一片叶子上长了三片小叶子的植物叫什么呢?”我看到温室中心有六株小树苗,叶子非常奇特,忍不住问蔡老。

“这就是巴西三叶橡胶树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橡胶,都是从它身上流淌出来的”,说完,他停顿了一下,脸上之前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我们国家急需橡胶资源,帝国主义却在封锁我们。巴西三叶橡胶树是热带雨林的产物,一直以来学术界的传统说法是‘中国无热带’,我们自己种橡胶的障碍重重啊!”蔡老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不过,据我们这几年的野外考察,中国是有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就有!而且我们在德宏和西双版纳都发现了三叶橡胶树!”接着,蔡老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三叶橡胶树在德宏和西双版纳的种植历史和两地的生态环境差异,“德宏凤凰山上遗留的那两株橡胶树因为栽种的早,所以才比西双版纳的长得更高更大。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考察,西双版纳地区纬度低,热带雨林覆盖面积大,更适合种橡胶树,这几株橡胶苗我们以后要种到西双版纳去!”

小知识:

德宏土司和三叶橡胶树

1904年,云南省德宏的土司刀印生由日本返国,途经新加坡时,购买胶苗8 000多株,带回国种植于海拔960米的云南省盈江县新城凤凰山东南坡,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橡胶种植历史。到1949年时,凤凰山还剩下两株橡胶树。

旅泰华人和暹华胶园

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应当从旅居泰国的华人钱仿周开始。钱仿周在泰国经营橡胶园多年,经验丰富,通过详细考察他认为西双版纳橄榄坝地区是块理想的橡胶种植地。经历了前期育苗失败的打击,钱仿周想出了一个保护橡胶苗的绝妙方法:将椰子壳锤成绒,与肥土搅合,把每株橡胶苗地根须一一包裹起来,这样娇气的橡胶苗装进木箱后就可以跋山涉水了。19487月,钱仿周率6名工人,自泰国那温驮运橡胶苗2万株,在曼松卡种植了300余亩的胶园,取名暹华胶园,解放后剩余橡胶树苗200余棵。

 

“奥亲 哈拉梢!”  

口述者:张育英

张育英,女,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担任温室管理员。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后任该园经济植物研究室主任,跟随蔡希陶教授致力于热带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事件导读:

1956年,蔡希陶被聘为中苏合作组成的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刘崇乐、另一副队长吴征镒),全队190余人(含苏联苏卡契夫院士),到红河哈尼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调查,掌握这些地区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之种类、成份及分布情况,为云南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正午时分,热带骄阳似火,路旁的石头也被烤得赤红。

 前方是一条蜿蜒小道,盘旋着伸向密林深处。这时,我们的大部队(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停止了继续前行。

“小张,前面都是山路,车没法开了,看来得靠骑马了”,蔡老一边卸车上的物品,一边对我说。

我看了看身后的马队,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马帮,马背上都架着一套类似马鞍的木架子,大家正往马背上放各种物品。

“没见过吧,这种叫驮马,用来运输物品的。待会我们就要骑着这驮马赶路了。”蔡老对我解释说,“这驮马可不能双腿跨开骑,只能侧身坐上去,要不,不等一天下来,你这屁股就受不了!来吧,我扶你上马,得抓紧哦!”

没等蔡老说完,我凭着小时候骑马的经验,“腾——”地一下就牢牢坐上了驮马的架子上。

“哟,小姑娘,可以嘛!”说完,蔡老也很麻利地骑上马,浩浩荡荡的“马帮考察队”开始上路了。

这样,我翘着二郎腿、侧身骑着马跟在蔡老和苏联专家的身后,蔡老用英语、我用俄语和苏联专家们一路不停地交流。

从金屏、屏边到河口,从景洪、勐遮、勐养、勐海、勐腊到普文,从景东、思茅、普洱到墨江,从双江、临沧到耿马,从芒市、陇川、瑞丽到盈江,我们几乎跑遍了云南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森林,无论走进哪片森林,都听到苏联专家们的啧啧称赞声:

“奥亲 哈拉梢!奥亲 哈拉梢!”(音译俄语,“好哇,很好哇!”)

考察队返回昆明时,我们满载各类植物的标本、种子而归,而我的屁股竟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天然大温室 

口述者: 张育英

跟随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考察回来之后,蔡老就让我进昆明工作站的温室工作。

一天傍晚,蔡老又来温室了。

“小张,咱们从野外带回的种子和树苗育的咋样了?”

“一般吧。”

“哦?遇到啥问题了?”

“这温室的花儿就是娇嫩!再怎么精心栽培就是比不上热带森林里的!”刚刚又有几棵宝贝苗儿蔫了,我是又气又急,正好对着蔡老抱怨了一通:

“这种个头小的植物还好,虽然比野外长得小点,还好养活;可这大的植物,比如王棕、董棕,怎么精心呵护,还是没精打采的!夏天看着它们还长得好好的,可一到冬天就不行了。”

“温室的空间太小了,看着植物们一个个都长得很别扭,我这心里也别扭得很!”

“行,既然这么别扭,那咱们就找个天然大温室!”

  听蔡老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对未来的天然大温室充满了期待。

 从那以后,我们野外考察时便多了一个任务:寻找天然大温室——热带植物园的适宜地。

葫芦岛上的集体鲁滨逊

历史背景: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蔡希陶和吴征镒等人一道奔赴西双版纳密林,经过艰苦勘察,最后由初始选定的允景洪大勐龙改为勐腊县境内罗梭江畔的绿色宝地——葫芦岛作为园址。1959年,蔡希陶离开了他为之艰苦创业20余年、并已初具规模的昆明植物研究所,来到了葫芦岛。他带领一批青年植物学工作者和当地兄弟民族工人,白手起家,自己动手,自建房舍,养猪种菜,改善职工生活,开发野兽出没的丛林,在昔日蛮荒的葫芦岛上创建了目前我国面积最大、保存物种最多,以热带植物开发、利用、保护为宗旨而闻名中外的热带植物大本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众里寻“园”千百度
口述者:冯耀宗

   

大勐龙的日子,没一天是安宁的:国境线上国民党残匪的枪声不断,周边农场主为土地问题争论不休,猛虎野豹时常出没…….
   “这样长期下去,看来不行。搞科学研究还是要有安全的环境!”一天,蔡老按耐不住焦急的心,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我已经向所里(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交了报告,热带植物园需要重新选址搬迁!”
    没过几天,蔡老告诉我们报告通过了,我们便开始了漫漫寻“园”路。
   我们先到了西双版纳州州府——允景洪(现景洪市)附近的曼厅,那里有白塔、缅寺和水池,却没有原始森林;
   我们听说允景洪附近的石灰窑有原始森林,抱着很大希望,匆匆赶过去一看:那里已经变成了农场!
   后来,我们又在附近找了很多地方,最后都是失望而归。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往西南方向的易武县(现勐腊县)碰碰运气。
   车开到了小勐养已正中午,吃过午饭,我们即将动身出发,碰巧遇上了刚去州里开会的易武县副书记周凤翔,他正在路口等着搭顺风车回易武,于是,我们同道而行,一路上少不了寒暄几句。
   在得知我们为寻新园址而四处奔波时,周书记非常激动:“小勐仑有个葫芦岛,岛上七分森林,三分农田,说不定很适合!”接着,周书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葫芦岛及其周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到了小勐仑后,我们紧跟着周书记乘坐独木舟,渡江踏上了葫芦岛。
    好一个“世外桃源”!
   放眼望去,整个岛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好似一片绿的海洋,郁郁葱葱的,时值攀枝花开,一簇簇火红散落绿洋之间,美不胜收!岛上除了散居着十几户以摆渡、捕鱼和种地为生的傣族人家外,起伏呈现了大片的热带沟谷雨林、季雨林,盎然草木皆有意,仿佛向我们诉说:这里是热带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方,这里就是你们科学研究最好的场所。
   葫芦岛被“发现”之后,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随后,一大批中苏科学家们纷涌而至,专家们没一个不惊叹、不称赞的!
   至1959年1月1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顺利搬迁到小勐仑,在葫芦岛上正式开园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奇思妙想争人才
片段一 
口述者:裴盛基
   裴盛基,男,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参加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初期的建设工作,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1987年因体制调整,调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填补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空白。主要从事植物资源、植物分类、民族植物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论著120多篇(部):获国内外科技奖项12项。 
    1959年初,昆明植物所人才动员大会。
  “同志们,西双版纳是块美丽富饶的宝地,那里有很多珍奇植物,苏联专家们见着都眼馋啊!那里的热带植物异常丰富,一屁股坐下去,就是三个研究课题!”
    全场哗然。
   “你们别笑,”蔡老继续激昂地陈述道,“西双版纳是云南最有前途的地方,很多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资源都在那!说不定哪天云南省的省会就搬到那了呢!同志们,献身革命是前辈们的崇高理想,如今献身科学是我们至上的理想!那里是你们施展才华的好地方,那里更需要你们的革命热情!”
   顿时,底下听众沸腾开了,议声一片。
   “他可真会想,这不是异想天开嘛!”
   “真是胡言乱语,鬼才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他可是实地考察了很多次的,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吧?”
   “嗯,对,考虑一下。”
    ……

片段二 
口述者:裴盛基

   

1959年初,葫芦岛上。
   夜深了,在刚刚搭好了几间草房里,我和蔡老各自拼凑了两张饭桌,并排躺在上面,像往日一样,睡觉之前,我们又开始商讨并谋划植物园的未来。
   “要扎根边疆建园,光靠我们几个科研人员是不够的。”
   “是啊,光盖这几间草房我们都费了好大的劲呢。”
   “我们需要建一支综合的队伍,这里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要想和当地人和谐相处,首先需要一个当地的行政干部。”
  “嗯,可去哪找呢?”
   “明天一早, 你跟我一起去思茅地委(当时西双版纳州归思茅地委领导)要人才!”
   第二天,我们找到思茅地委的书记陈杰,说明我们的请求之后,陈书记便拿出了一大本“花名册”向我们逐一介绍,最后,蔡老选定了易武县副书记周凤翔——“他很有眼光,指引我们的人找到了葫芦岛。”“又是个高中生,这在边疆地区很不容易啊!我们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
   在回葫芦岛的路上,蔡老跟我谈到他选定周凤翔的种种缘由,脸上那种欣慰之情显而易见。(文字整理:赵金丽)

片段三 
口述者:裴盛基

   

1959年初,葫芦岛招工现场。
   “你叫什么名字?”
   “桑本。”
   “哦?姓什么?”
   “不知道。”
   “我们要同时招很多工人,要做花名册的,没有姓怎么可以呢?”
   “谁再给我取个名字,我就跟他姓了!”
   “那就跟我姓张吧!”旁边一个工人随意插了一句。
   自那以后,哈尼族小伙子桑本就有了一个汉族名字——张绍书。
   在蔡老的指引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动员招募,伐木队、采石队、砖瓦队、筑路队、业务组、设计组、苗圃园、水电队、桥梁队、造林队,一支由当地多民族、来自五湖四海的综合基础建设队伍产生了。
片段四
口述者:刘怡涛
 刘怡涛,男,70年代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做临时工时,被我国著名热带植物学者蔡希陶教授发现,开始画植物标本在内的科学画。其间经常随到西双版纳植物王国访问的美术界名流到深山老林写生,开始领悟美术之精奥、荟萃各家之所长。中国文联授予97中国画坛百杰画家,中国美协会员。
   上个世纪70年代,葫芦岛的食堂。
   “听说了没?蔡老刚去参加全国植物学大会了。”
   “哦,是吗?”
  “嗯,我也是刚听室主任说的。听说他还承接了《中国植物志》好几个难题的撰写呢!”
   “哦。”
   “眼下正缺植物科学画的人才……”
  ……
   真是天赐良机!听到身旁同事们的这番谈话后,我高兴坏了,心想:这可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一直梦想着要当画家,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谁会想要来这里当砖瓦临时工!虽然现在已经转为苗圃组的正式职工了,可我更想实现当初的梦想!
   第二天一早,我怀揣着三幅连夜赶出的植物科学画——番木瓜,曼陀罗和苦果,小心翼翼地来到隔壁蔡老家里。
  “蔡老,这是我画的植物画,您看看怎么样啊?”说这话时,我心里直打鼓。
   蔡老拿到画后,甚是吃惊:“你这小子还真会装样!想不到你还有这番手艺!哈哈——你等等,我拿去给大家瞧瞧,研究研究再给你答复……”
   忐忑不安的两天过去了,我终于接到了正式通知:
   “你以后就来分类室上班吧,就专门画植物科学画!”
   从此,我跟随蔡老和其他科技人员深入热带雨林考察,负责植物的绘画工作,也因此开启了我的艺术生涯。(文字整理:姜虹)

集体鲁滨逊  
片段一 蓝图
口述者:裴盛基  藏穆

 藏穆,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潜心进行菌类研究,率先论证了我国西南地区环境与真菌演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次系统阐述了该区真菌区系的特点;最早提出了我国真菌的地理分区;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了我国西南高山地区是虫草的一个重要分化中心,并先后发现虫草属的6个新种。

 

简陋茅草房内,蔡老正和几个年轻的科技人员围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规划这个“天然大温室”。桌子中央摆放着一盏自制煤油灯——将手搓的棉花插入盛满煤油的墨水瓶中,点燃之后便成了灯。原本昏暗的灯火,似乎比往日更来劲,在夜风的助兴下,火苗竟能蹭到一尺多高!
   “我们究竟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园?”
   “植物园未来的方向和任务是什么?”
   “具体我们要怎么建?”
    讨论一开始,蔡老先抛出了有关建园的几个关键问题。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们,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一番热议后,蔡老总结说:“我们现在对岛上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要边建园边规划。那怎么建园呢?英国皇家植物园当年建园是从种花种树开始,但这种模式不适合我们。这里本身就保留了原始的植被类型,所以,我们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砍树开始!”
   “当然咯,我们要砍的是那些多而杂的植物,珍稀的、有价值的物种得保留。”蔡老继续补充说,“另外,我们还要边建园边科研,你们在开荒时一定要留心观察植物,随时思考你们要研究的课题!”

片段二  从砍树开始
口述者:张育英  李延辉
  李延辉,男,1955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后任“植物资源组”组长,该小组便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的前身,主要从事西双版纳地区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利用。1984年1月至1986年12月,担任该园植物分类室主任,主编出版了《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第1版)。
  

每天清晨,天空白肚微露,蔡老便和我们一起,整装待发了:腰上别着两把砍刀,一大一小;背上一天的伙食——糯米饭、咸菜和竹筒水。
   到了预先规划的地点,我们先调查这一片有哪些植物,具有哪些价值,弄清楚这些植物的身份之后,便挥动大砍刀,先砍倒挡路的灌木、大藤本植物,再用小砍刀修剪茅草、野竹等,一步一步往前移动,一条一条线地往外砍。饿了,就着咸菜吃口糯米饭;渴了,喝口竹筒水;累了,隔着茅草、丛竹来段山歌对唱。
   “蔡主任,这棵榕树正好在这块规划地正中间,要砍吗?”
   蔡老望着眼前这棵枝叶浓茂的大青树,沉思了很久。他想起了当年在某棵大青树下和傣族同胞们一起唱赞哈调(傣族一种形式的歌曲),一起“水水水!水水水”热情欢呼的情景。他明白大青树在傣族人们心中具有何种神圣地位,以至于逢年过节总会对它顶礼膜拜!他更清楚,这高大的大青树背后一定隐藏了很多科研故事!
   “别砍,留着吧。”
     ……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们砍出了一片又一片试验地,砍出了我们的标本馆、药物区、人工群落试验区。热带植物园的雏形慢慢显露出来了。 

片段三 烫手的砖 
口述者:张育英

   茅草屋太危险了,遮不住热带的狂风,也挡不住热带的暴雨,得盖砖瓦房。白天,大家按照各自的分工,各尽其责,到了晚上,所有人一起出动帮忙盖房子。一天晚上,我用背带裹着尚小的孩子,跟着蔡老一起去搬砖。
   “这鬼天气,太热了吧。这砖已经晾了三天了,还没凉下来!”
   “怎么办?前头正等着砖砌墙呢!”
   蔡老走上前去,用手摸了摸砖,“不行,太烫!”
  “大家戴手套传砖吧,前头等不及了!”基建的负责人一边提议,一边给大伙发手套,谁料手套竟不够,后面还有十多人没手套呢。
  “这可咋办?”蔡老把他的手套递给了另一个人,心疼地说了一句。
   “没关系,这砖烫手是吧,那大家必定传得快咯!”我冲着蔡老诡异一笑。
   果然,那晚传砖的速度,比平常任何时候都快,不一会的功夫,那堆烧好的烫砖都递到基建师傅的手中。

智防牛害
口述者:许再富 冯耀宗

许再富,男,终身研究员,总园艺师。1959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61年参加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初期的建设工作,1968 至2001年,历任中科院云南热带植物所副所长,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副所长、所长和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所)长。连任研究所(园)负责人30多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专攻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40篇,编著出版学术著作21部,获国家、中科院省、部科技成果奖18项。

  

从国内外引种的植物,刚刚在葫芦岛上落户,竟成了“野牛”的乐园!
   原来,周边村民喂养的水牛,除了耕作时节要找回来耕地,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养野外的,通常一头成年的母牛放出去,等找回来时,后面一般都会跟着一头小牛!这些“野牛”吃腻了周边的野草,总会“泅渡”罗梭江,来葫芦岛上找新“乐子”。
   “药物区的小苗又被野牛吃掉了!这一年的心血全报废了!”“我们刚种的木薯,被野牛给践踏了!”
   “东区的橡胶苗竟被野牛当成挠痒痒的工具,可怜的小苗,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让人头疼的是,这些野牛练就了一身跑、跳、跨栏的好本领,我们的防牛沟和铁丝网根本不管用!”
   “最可气的是,那些村民竟将我们的铁丝网夹断,不仅方便他们自己进来开垦自留地,还方便他们的野牛直接进出!”“……”
   听着大家对野牛的重重抱怨,蔡老的神情显得有些凝重了,“你们可有啥好法子,来治治这些野牛?”
  “依我看啊,咱们得养狼狗,专门咬赶野牛,吓几次,那些野牛肯定就不来了!”“对,得吓吓这些牛,我们对牛放鞭炮吧!”“……”
   听完了这些建议,蔡老摇了摇头,“这些建议可能暂时会解决牛害,但会违反我们的民族政策。我们要智防,最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防。”所谓智防,蔡老提出在野牛进出的关键口建“梅花桩”,人易通过,牛无法过;另外,他建议在江边种植一种长得极其密集的“灰杆竹”,作为防牛竹墙。提到“从根本上防治牛害”时,蔡老语重心长地说:“老百姓因为不知道我们这‘葫芦’里究竟出的什么药,所以才会破坏我们的铁丝网。我们要早点‘出药’,早点将这些‘药’惠及给他们,老百姓尝到甜头了,自然会主动保护我们的基地!”
   在这“两防”策略下,没几年,葫芦岛的牛害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那些不该遗忘的人和事

蔡希陶是位急国家之所急,急人民之所需的科学家。人们记住了“他是中国植物资源学的开拓者,是丛林中披荆斩棘的勇士”,却鲜有人知,除植物学研究之外他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时光荏苒,岁月流逝,“他那伟岸的身躯、锐利的双目、宽阔的胸怀、爱国的情怀,象一座巍峨的高山,永远屹立在人们心里”。

银丝卷 

口述者:黎兴江 臧穆
事件导读:沈师傅——沈国泰,原昆明植物所的驾驶员,当时,蔡希陶已在昆华医院住院,沈师傅也在黑龙潭家里养病。
    “沈师傅,我们来看您了!”
   臧穆和黎兴江两口子还没进沈师傅的房门就大声叫着。沈师傅卧病在床,虚弱中看见他俩推开门进来。
  “沈师傅,看我们给您带什么好吃的来了?”他俩一边打开带来的纸包一边卖着关子。沈师傅吃力地笑笑:“看我这样子,还能吃得动啥啊?”
   “这可是您最喜欢的银丝卷呢!蔡老啊,特地让我们从城里回来的时候捎给您的,说您最喜欢吃了。”他俩把打开的银丝卷小心翼翼地递给了沈师傅。
   “蔡老——他还惦记着我——我都不能去医院看看他了……”沈师傅老泪纵横,声音哽咽,拿着银丝卷的手也颤抖起来。
   “嗯哪!蔡老说,他也躺在医院了,不能来看您啦,所以特地嘱咐我们一定要带您最喜欢的银丝卷回来。看,这不……”他俩再一解释,沈师傅已经泣不成声了,两人在一旁看着也不禁泪水满面。
    直到臧黎夫妇离去,那哭声还在身后一直回响。


 (文字整理:姜虹)

第一颗牛奶糖  
口述者:黄自云(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职工)    
  

   一九六九年,我刚好五岁,每天父母去上班之后,我便在园里独自玩耍闲逛。记得当时正值“文革”之风肆虐版纳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蔡老受“海瑞罢官”事件牵连,惨遭批斗,并下放到南药园参加劳动改造。
   有一天下午,我在玩耍中不知不觉地来到南药园地边,远远地看到蔡老正在地里劳动,他身着白色大褂,头戴草帽,艰难地挥动着一把大锄头。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休息啦!”蔡老便停下手中的活计,拿着锄头来到地边休息。蔡老来到我站的树荫下,将草帽推向身后背着,锄头横着支在地下,就着锄柄坐了下来。蔡老见我,微微一笑,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亲切地问道:“小朋友,你几岁了,是哪家的孩子?”我如实地作了回答。“哦!原来是老洪师傅1家的孩子!”蔡老点点头,“你吃过糖吗?”蔡老接着问。“当然吃过,我吃过思茅的水果糖呢!”我回答道。“你吃过这样的牛奶糖吗?”蔡老一边说着,一边从裤兜里摸出一颗牛奶糖递给我。我高兴地接过这颗糖,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将这颗牛奶糖放进嘴里含着。这是我生平吃到的第一颗牛奶糖,那滋味——又香又甜又滑,真想就这样一直含在嘴里,永远也别化掉!
   不大一会,蔡老站起身来,摸了一下我的头,拎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文字整理:赵文娅)

【1】父亲本姓黄,由于初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时,江川县口音太重,将“黄”字发音成了“洪”字,所以当时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将父亲的姓写成了“洪”字。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工作人员到父亲原籍调查,才将父亲的姓从“洪”字又改回了“黄”字,在当时父亲为此事还挨过批评。
水烟筒 
口述者:黄自云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下午,父亲正坐在自家小院里,抱着个大大的竹制水烟筒,微微歪着头,侧着脸,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筒。父亲一边吸着,还一边用一根小木棍不时地拨弄着水烟筒嘴上正燃烧着的烟丝。突然蔡老走进了我家,说找父亲讨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父亲见蔡老走进家来,连忙请他坐下。看到父亲正在吸的水烟筒,他竟然象个孩子一般地好奇。
   蔡老问道:“老洪师傅,你为什么歪着头,侧着脸吸烟?你吸的是什么烟?”  
 “我吸的是水烟筒,点燃的是毛烟丝,都是从老家江川县带来的。因为我的脸瘦长,所以歪着头,侧着脸吸,才能把水烟筒口完全堵住,不让它漏气,这才能吸得起来,象您这宽大的脸,正面对着水烟筒口也能吸得起来!”父亲笑笑地回答道。
   蔡老听父亲这么一说,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我可以试一试吧!”
  “当然可以!”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将水烟筒递给蔡老。蔡老接过水烟筒,正面对着水烟筒口,用力一吸,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吸过水烟筒,没有掌握其中的技巧,结果没有吸响水烟筒,反而在呼气出来的时候,将水烟筒里的水从烟嘴吹了出来,毛烟丝也随之冲了出来。父亲见此情景,不禁哈哈地笑了起来。
  “不行!不行!”蔡老也有些不好意思了,把水烟筒还给了父亲。紧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纸烟,抽出两支,递了一支给父亲,“水烟筒可以用来吸这样的纸烟吗?”“当然可以啰!”父亲一边回答,一边接过纸烟来插在水烟筒的烟嘴上,点燃后轻松熟练地吸了起来。“哦!水烟筒这东西,看起来很简单,整起来还蛮科学嘛!”蔡老笑着说。这几分钟愉快的“水烟筒事件”之后,蔡老接下来才与父亲谈起了工作上的事情。
(文字整理:赵文娅) 

老根送别
口述者:曼俄村民  
      

    我们的蔡波涛走了。
    真的走了?
   老根1不相信这是真的,相识20年了:蔡波涛卷起裤腿和他一起下田插秧,亲手给他理发,竹楼里一边听赞哈2一边“水!水!水!”举杯祝福……这些场景历历在目,仿佛昨天才发生的,可是……
    “这是蔡老的遗愿。”
   “不行!试验田是蔡波涛搞的,可这里太脏了,骨灰放这里对他不尊重!”
   “那放寨子里的那棵大青树下?”
   “没人管理和保护,不行!”
   老根很想将蔡老的骨灰留在寨子里,可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全部放在葫芦岛上更踏实。
    那日,细雨霏霏。
   老根跟在护送蔡波涛骨灰的队伍里,一步一步丈量从曼俄村寨到葫芦岛的距离,每一步竟是如此沉重!这20年来,蔡波涛走了多少这样的来回啊!
   护送的队伍,越来越长,附近的曼俄、曼边、曼炸、曼安的村民们,男女老少,都默默地走了上来,巴卡、大卡的哈尼族同胞们也闻讯赶了过来。
   那棵蔡波涛亲自栽种的龙血树跟前,围满了送别的人们。
   老根接过君葵手中的骨灰盒,手微微颤抖着,安放在那叶如绿剑一般的树下。第一把土,添上了。
    蔡波涛,安—歇—吧!

[1] 傣族人一般认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做兄弟,则互称为“老根”。
[2] 赞哈,中国傣族曲种,傣族民歌形式之一。

那些钱
口述者:藏穆 黎兴江
     1981年,葫芦岛上。
   “你们是蔡先生的儿女吧?”渊明,仲明和君葵正在蔡老住过的小屋内,收拾他的遗物,突然看见门口挤满了工人和当地村民。
   “嗯,是的,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大女儿渊明回应道。
   “这钱,给——”只见一个工人递过来一张沾满油渍的五元纸币。
    “还有我的10块!”
    “我的2块!”
    “我的10块5毛!”“……”
    姐弟三人面对这突然的钱,很是纳闷:这究竟是咋回事?
   原来,父亲在“蹲牛棚”期间一直没发工资,等到“解放”后,这些工资都一起补发给了他,父亲对着这“多出来”的工资,想着那些穷苦的工人,就将钱全分给了他们。
    “这是蔡老借我回家探亲的路费。”
    “这个蔡先生借我的生活费。”
   “这是他给我的医药费,还有这是我小孩的学费!”“……”
   “老乡们,这么多年,我父亲在这边疆,受大伙照顾了”,姐弟三人看着老乡纷踊着还钱,泪眼眶眶。“这些年,他蹲牛棚时,你们关心他,照顾他,他心里很感激你们,这些补的工资,是他答谢你们的方式。如果我们再把这钱收回来,我们是给父亲脸上抹黑啊!”
   一番“争执”后,那些工人和村民,最后还是揣着各自的钱,回家了。
(文字整理:赵金丽)

爸爸送我一匹马
文字:蔡渊明(蔡希陶的长女)
  

  小时候我们住在位于黑龙潭的昆明植物所。爸爸常骑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很帅气。有一天,爸爸送我一匹灰褐色的小马,让我也练习骑马。没想到,这匹小马脾气倔得很,我骑上去多次被甩下来,摔得很痛,我害怕了。但是爸爸仍然要我每天坚持练习骑马,在他耐心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终于能和爸爸一起并肩骑马了,我很自豪。
   文革中,我从北大毕业,被“发配”到内蒙戈壁滩。同事们对我这个从北京来的女大学生,能很快适应那里艰苦的环境非常赞赏。并且,对我能大胆、从容的骑马、骑骆驼感到十分惊讶!
   直到这时,我才懂得,爸爸教我骑马,不仅是教我骑术,更重要的是教我能勇敢的面对逆境。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丝毫的说教。

爸爸,马呢?
口述者:臧穆、黎兴江
事件导读:蔡希陶送大女儿蔡渊明一匹灰褐色的小马,渊明非常喜欢骑这匹马,当时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工人几个月都发不起工资,又赶上过中秋节,妻子向仲打算把自己的首饰都拿出来卖了,蔡希陶则决定把女儿的马拿去卖了,最后,马卖了,首饰保留了下来。

 

   “爸爸,我要骑马去!”渊明一大早起来就大嚷着,然后冲到平日拴马的大树下。
   “爸爸,马呢?今天怎么不见了!”渊明着急地找马,可是地上除了马蹄印哪有马的影子啊。
    蔡希陶和邱大爹(邱炳云)闻声出来,看到小姑娘已经开始在树下哭闹着要骑马。
  “我们今天不骑马,好不好?等你长大一些的时候再骑……”小姑娘哪里肯依,依然在那里大哭。蔡希陶叹了口气,对邱大爹说“让她哭吧,过几天就好了。”
   邱大爹心里酸酸的,给渊明擦眼泪。昨天蔡老让他牵马去卖,他心里就好难过,蔡老和小姑娘多喜欢骑这马啊,哪舍得啊?但蔡老还是让他牵马去卖了。不然怎么办呢?过中秋了,工人都发不起工资,都没法好好过日子,大过节的好歹也要犒劳下大家。而且,向仲老师也差点把自己的首饰都给卖了,他俩看着工人跟着自己苦,心里也难过啊。
(文字整理:姜虹)
 
向仲啊——向仲—— 
口述者:蔡渊明 蔡仲明 蔡君葵

  

    1961年的一天,昆明植物研究所办公室来电:向仲病危。
  “请-请转告她,再——再忍一下,坚——坚持几天,我马上回昆明!”蔡希陶拍了拍身上土,急忙连夜赶车返昆。
那一千多公里的山路,怎么会如此漫长?
    我的向仲啊,你一定要挺住!
   等我回来,我们再叙当年北京香山的红叶之旅,你笑我貌似卓别林的装扮,我道你有黑社会女老大的范儿;等我回来,我给你朗读你最喜欢的《涓涓集》,看你诗人模样的思考;等我回来,我给你熬药,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菜;等我回来,我得亲口对你说,这三十年来让你终日与寂寞为伴,与病魔为伍,我很是愧疚,余生我一定补偿……
   昆明,昆华医院。
   蔡希陶和大女儿渊明守在病床前,亲眼看着向仲停止了呼吸。渊明嚎啕大哭起来,蔡希陶悲痛地搂过孩子,把渊明按到椅子上。
   “渊明,这是病房,病人要休息。现在是深夜,你要为其他病人着想,不能这样自私,不能只顾自己,妈妈已经走了!”泪眼模糊中,他最后一次深情地望了一眼他的向仲。
(文字整理:赵金丽)

保姆李大妈
口述者:蔡仲明 蔡君葵

 

  1967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执行资反路线”,批斗时还被打破了头。
   保姆李大妈在家守着我们,她一直弄不明白:老蔡多正派、多亲和的一个人,怎么被批成“坏人”,还遭这么多的罪?!
“  大妈,你是劳动人民,我们都是贫下农,可那蔡希陶是‘走资派’,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
  “大妈,只要你站出来揭发他,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压迫你、虐待你的,我们还你‘公道’!”
“对!只要你肯揭发,我们马上动员我们的队伍帮你找失散多年的儿子!”……
   一天,一群红卫兵又闯进如意巷,围住了准备回家的李大妈。面对这些强势的人,李大妈一直保持沉默。
   红卫兵走后,李大妈赶紧翻找身旁的垃圾箱——那可是她刚在郊区偷偷买来的米和鸡蛋,晚上要给孩子们加餐的!
   后来,“革命”越闹越厉害,我们都被逐出了如意巷,“下放”到了边疆,或许是心灵感应,又或许李大妈不想一人孤苦伶仃守在如意巷,在我们离开昆明前,她突然患中风病故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一个科学家,一个艺术家
口述者: 蔡仲明 
   

   他,早年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过绘画,酷爱文学,才华横溢,受到过鲁迅先生的赞赏。他痴迷云南、西双版纳丰富的资源植物,远离北京、后又离开昆明,来到边疆西双版纳,在这片广袤的热带雨林苦寻着造福人类的植物资源,探索着雨林的神奇。
   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创作的巨幅花鸟画融合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技法,一改传统文人画闲情逸致、性灵小品的境界,创造性地展示出云南西双版纳繁茂的热带雨林之美——壮阔、奇野,充满生命律动!
   一个为国为民的科学家,一个为真为美的艺术家,蔡希陶和二女婿王晋元,都深爱西双版纳这片土地,各自追求着自然的大美,追求大美里隐藏的真理。
   “你画的这种植物怎么可能长在这样的生境呢?”
  “那种植物的叶子是对生的啊,不是互生的!……”蔡老总是对艺术家的画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
   “艺术作品嘛,重在意境,要允许艺术想象和加工,否则就没有艺术美感了……”艺术家则会为自己辩解。
   他们常常因为绘画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发生有趣的争执。但事实上,晋元的艺术作品常常会因为切身的观察体验和蔡老的科学指导达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这一切,也许就是葫芦岛如今成为艺术岛的渊源,科学和艺术在此永恒对话的契机。(文字整理:姜虹) 
  
生 命 树
文字: 蔡仲明(蔡希陶的次女)

   您静静地卧在这颗树形犹如宝塔的水杉树下。在早年由您创办的昆明植物园中,种植着这棵当年您由湖北利川县移植在此的水杉树。如今埋着您部分骨灰的土地上,立着“蔡希陶教授纪念碑”的石碑。这种素称植物王国的“活化石”,古代的孑遗珍贵植物,树干通直,高大挺拔、叶色翠绿。我仰望水杉,它承载着的就是植物学家一生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无私奉献,向着蓝天向着太阳,永远的向前、向上,万年亿年犹葱茏。
  您静静地卧在这棵四季常绿、叶片硕长健美的龙血树下。在您早年创办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这株当年在“十年浩劫”的余威中,您赴孟连亲采了这株柬埔寨龙血树。如今埋着您另一部分的骨灰,地上立有一块由罗梭江中打捞的天然石头,上面刻有“龙血树 第一任园长(1959-1981)蔡希陶教授手植”的石碑。这株龙血树现仅百余龄,但寿命可达六千余年。龙血树的茎干能分泌出血红色的液体树脂,是能治疗多种疾痛的南药。龙血树生长在土质贫薄的石灰岩中,而它用自己的“血”为人类治病解痛。我凝视龙血树,它承载的正是您一生历尽艰辛,创新实践着的让自己掌握的植物学知识,能更多,更好,更完美的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崇高理想。
   无论是昆明的水杉树,还是版纳的龙血树,都是生生不息,欣欣向荣与世永存的生命树。

守护雨林的“蔡波涛”

历史背景:1961年泼水节,周总理和缅甸总理来到允景洪,蔡希陶和其他专家一起聆听总理对西双版纳的开发要注意森林保护的指示,研讨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蔡希陶和吴征镒、曲仲湘等提出了合理开发经营热带森林的战略措施,创立了人工植物群落学。蔡希陶一生都视少数民族同胞为兄弟姐妹,一方面,他虚心学习少数民族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另一方面,又推广研究的成果,来改善少数民族生活和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对他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在70年代末期,他也鼓励和支持学生们开展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为植物资源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背景导读:1959年,蔡希陶提交《关于划勐仑区为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勐仑自然保护区成立;
1977年,蔡希陶撰文《亲切的教导——无穷的力量》于《云南日报》,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1978年,蔡希陶和赵军成一起撰写建议书:《关于加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保护的建议》刊于《科技工作者建议》;
1979年,蔡希陶撰写了《优先保护好现有的自然保护区——谈谈西双版纳的合理开发利用》刊于《云南日报》;
1980年,蔡希陶与冯耀宗一起撰写《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钥匙》——谈谈人工植物群落学,刊于《百科知识》上。

一、守护热带雨林

保护我们的龙山 

口述者:
   曼俄村民:刀中华(91岁)、波丙(76岁)妹喃香(75岁)波罕叫(75岁)波务安(61岁)波燕再香(77岁)波务囡(82岁)波罕但(75岁)波务磨呀(73岁)
    许再富

  

    “蔡波涛1,那批湖南人来这转悠好久了,都在盖房子了!”
    “他们来这干嘛?”
    “砍树种橡胶!要砍我们的龙山2啊!”
   “蔡波涛,龙山可不能动啊,那可是我们神灵的家园!”
   “蔡波涛,您是大科学家,一定要帮我们想办法阻止啊!”……
   蔡老刚进曼俄寨子,就被村民们围的水泄不通。面对此情此景,蔡老无言以对,稍稍安抚了一下村民,便迅速赶回葫芦岛召集工作人员商议。
   “老百姓的龙山很重要,确实不能动。而葫芦岛周围的沟谷雨林和石灰岩季雨林,都非常宝贵,照目前这形势,看来把这些原始森林划为自然保护区,非常必要。”
   “我们先了解一下周边森林概况,讨论一个保护方案,尽快提交省人民委员会!”
   1959年12月23日,《关于划勐仑区为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提交了,很快云南省政府下文:
   “界线东南自勐醒起,往南沿勐醒河至其与罗梭江会合处,往西至勐宽,往北至攸乐山曼卡丫口,往东南至拉都,由拉都往东南至勐醒及易武县勐腊区拉着至沙仁沿河两岸15公里的森林及易武区曼腊大山的森林”均归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管理,这大体上就是后来“勐仑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当时这也是云南省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1】波涛:傣族对年长男士的尊称。
【2】龙山:一般指分布在傣族村寨附近一片森林,傣族人认为其为“神居住的地方”,在这里的动植物都是神家园的生灵,是神的伴侣,不能砍伐、狩猎和破坏的。
 
难忘傣历1323年 

口述者:召存信(西双版纳州老州长) 冯耀宗

召存信,男,傣族,在1953至1992年连任七届州长和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双版纳的“终身州长”。一生致力于“兴州富民”的事业:如发展普洱茶产业、组织引进橡胶种植、发展傣医傣药等振兴民族经济;修建两座澜沧江大桥、西双版纳机场、建立了多个国家级、省级口岸,开辟了连接中缅老泰的澜沧江至湄公河航道,支持创办热带作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六个省属、中央直属的科研单位等。

  

傣历1323年(公元1961年)4月,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西双版纳,与我们一起欢度泼水节。   
   一阵泼水狂欢后,庆典大会结束了,周总理换了件衣服,提出要接见蔡希陶教授等人。
    “你这个大科学家,怎么穿了这一身小衣服?”
    周总理见蔡老堂堂七尺大汉竟委屈地套了身窄小的西服,袖子和裤腿短出了一大截,忍不住哈哈大笑。
   “路远,来不及回家换衣服了,就借了一个老朋友的。”蔡老很是无奈地回答。
   原来,几天前听说要晋见周总理,蔡老早早就借了一身合适的正装,可没想庆典大会上的泼水,将衣服全泼透了,情急之下,他只好向云南热带作物所石明辉所长临时又借了一身西服。
    “天热,外衣就不要穿了。”
   得到了总理的“特批”,蔡老迅速换掉外衣,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我们谈一谈”,说这话时,刚刚洋溢在总理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总理陷入一片沉思中。
   过了一会,总理严肃地说,“这次来到西双版纳,一路上看到了,大家都在开垦,干劲很大。要肯定这是好事。只是一些陡坡上的树木也给砍伐了。这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蔡老微微点了一下头,继续听总理的亲切教导。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正是处在回归沙漠带上,非洲、亚洲、美洲,一路看过来,这样的一条带上,有这么多沙漠和将来要过渡到沙漠去的热带干旱草原!唯独西双版纳还保留着这么美好的热带雨林!”
   听到这里,蔡老很是吃了一惊,总理竟有如此敏锐眼光,提出了如此专业而严重的问题!
   “你在西双版纳做植物学工作。你们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界。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总理最后语重心长地补充道。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已经列了专门的研究课题,叫做《多层多种人工群落研究》,已经列为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了”,蔡老非常激动,说话都有些口吃。
   接着,蔡老向总理很详细地介绍了什么多层多种人工群落,人工群落的科学依据及其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看到周总理一直微笑着点头,蔡老深切感到心底有种无穷的力量正在蔓延开来。
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钥匙
口述者:冯耀宗

  

为什么层次交错、千姿百态的热带雨林,屹立了几百万年依然生机勃勃?
   为什么人类精耕细作、单一种植的人工林地,不几年便会土壤贫瘠、虫害频频?
     大自然自身化解矛盾的秘诀何在?
   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蔡老的脑海中,他也时常和我们提起。直到50年代末,他与吴征镒、曲仲湘教授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三人一拍即合。“你看我们研究的这个龙山林,植物群落结构多丰富啊,有乔木、灌木、草本,还有藤本植物缠绕其间,除此之外,乔木上还有很多附生和寄生的植物!”
  “是啊,哪像那些橡胶林,太单一了,一旦感染虫害,整片林子很快就完了!”
   “要不我们也建一个‘人造龙山’?模拟热带雨林的多层多种结构,把热带地区最有价值的三叶橡胶树、咖啡、可可、砂仁、茶叶……根据它们的生长习性,分层分种种植在一起,建造出一个植物人工群落。”
    “好啊,好个‘人造龙山’!”
    “这可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课题!”
     ……
   不久,蔡老把一份中国科学院关于《多层多种人工植物群落研究》课题的批准文件,亲手交给了我,我打开一看,文件上写着:人工群落研究课题,属于中国科学院的院管重大研究课题,由吴征镒、曲仲湘、冯耀宗三人负责主持。看完后,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立誓要把这项研究认真做下去,绝不负蔡老的重望!
   一开始,我们在葫芦岛上开辟出200多亩实验基地,以橡胶、茶叶、咖啡、可可、萝芙木、千年健、金鸡纳树、砂仁等许多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植物为主,组成不同层次的配置,进行各种不同的试验:
   哪种或哪几种植物配置是最符合大自然规律的?
   哪种组合既能保证高效稳产又能克服自然灾害?
   如何组合能最优发挥植物自身的耕作、施肥、除草、灌溉、防治病虫害等效能?
     ……
   通过反复的实验和实践,人工群落的研究逐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胶茶群落已在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被生产部门称为“建立稳定性生产基地的一项战略措施”,并先后获得了多个奖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际瑞士“雄才大略奖”等。

一份建议书  
口述者:赵军成

赵军成,男,1961年因编制调整,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调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和该园驻昆办公室主任,至退休。

    1978年的金秋,昆明昆华医院。
  “蔡老,我来看您了。”看着蔡老躺在病床上,微微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思考什么。
   “哦,小赵来了。”蔡老睁开眼,缓缓坐了了起来。
    “您可好些了?”
   “呵呵,没事,我这命硬,总能逢凶化吉。小小的脑血管痉挛奈何不了我!”蔡老冲我淡然一笑。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对我说:“对了,昨天省科协打电话来,提议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写点建议方面的文章。我琢磨了一天,我们应该写篇关于加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保护方面的建议书!”
   紧接着,蔡老向我描述30年代初他第一次进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时的震撼场景,又向我谈起50年代他到西双版纳开辟基地时的种种奇遇。
   “西双版纳可真算得上植物王国的皇冠,是名副其实的‘种一年吃三年’的大粮仓!”
   “有天傍晚,我在罗梭江里划舟,突然,一条5公斤的大鱼竟凭空跳进了我们的小船!又一次,我们在河边玩,脚下踩着一块大鹅卵石竟晃动起来,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5公斤的老鳖!”
    ……
   说到这些,蔡老的眼神充满了幸福,我仿佛也被他带到了那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年代,不由得羡慕不已。
   “哎——,可惜现在国家关于自然保护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采取的保护措施不力,不少地方毁林垦荒、乱捕滥猎的现象很严重!59年我们提议建立的勐养、勐仑、勐腊、大勐龙4个保护区,这才不足20年,大勐龙保护区却已名存实亡了!”他又长叹一口气,停顿了一会,“周总理生前嘱托我们要保护好自然资源,我们可不能忘啊!”
   从病房出来后,我带着蔡老列好的提纲,匆忙赶到省林业厅、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并着手撰写建议书,后来又经蔡老的修改,《关于加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保护的建议》一文于1978年刊于《科技工作者建议》第16期。
科学的春天 保护的使命 
口述者:许再富

   1977年,全中国拨乱反正、振奋人心的一年。
   为了下一年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准备材料,蔡老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规划”会议,我有幸陪同蔡老参加此次高峰盛会。
   会场上,那些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科学家们,相聚一起,互相敬意问候,庆幸熬过劫难,那场景真让人感动,人们似乎都对即将到来的“科学春天”充满期待,喜悦之情,流于言表。
  会议期间,白天,我随同蔡老,听取老科学家们为国家百废待兴的科学事业献言进策;晚上,蔡老给我分析当前学科发展的态势,讨论我们葫芦岛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
   1978年,乘着国家的“科学春风”,葫芦岛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葫芦岛由原来“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隶属云南省科委)改为“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隶属中国科学院),新的名牌由邓小平同志亲笔书写。蔡老继任所长,恢复了所里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在葫芦岛上,召开了第二次“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会议”。参会专家针对当时西双版纳毁林种植橡胶的严重问题,给方毅副总理、李井泉副委员长和邓小平副主席写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引起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发出了“迅速制止毁林开荒”的通知。也是那一年,经蔡老同意,我在葫芦岛方向任务中加上了“保护”二字,即“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研究”。(文字整理:赵金丽)
二、版纳的“波涛”

又是“老马经验”?
口述者: 许再富  

故事导读: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很多地区掀起了“样板山”、“样板田”的热潮,科技人员纷纷走出科研园地,送科技知识到农村山寨,版纳植物园的样板田工作,首先定在勐仑的曼俄傣族村寨,推广种植“白壳矮”、“双季稻”等。

   

曼俄村委会的竹楼里,挤满了村民,有作为一家之主专门来开会的,也有抱着孩子来看热闹的,人们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会议并不很热衷,三三两两的凑一起,聊些家常。
   “比比郎郎,敬烤不林,偏混登傍”,蔡老见村里人来的差不多了,便脱口说了一句刚学会的傣语(意为“兄兄弟弟,相互关心吃住”),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都很惊奇地望着眼前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汉。
“我们植物园特别成立了一个科技小组,来协助大伙推广双季稻种植,年底一定会让大伙都增产!”蔡老刚说明来意,村民们就议论开了。
   “又是来推广技术的?”“上次县农业局不是来过一个姓马的技术员嘛,搞来搞去,最后还不是没搞成嘛?!”“就是,该不会又是‘老马经验’吧?”“谁知道呢!”
    ……
   望着村民们怀疑的眼光,蔡老回敬了一个理解的微笑,继续说:“大伙放心,我们的科技小组成员都是学农出身的,都有实干经验。另外,我们还特别请来了元江的双季稻农学家,技术上没问题!”
   “我们需要大伙的配合!”
    ……
   村委会讨论结束后,蔡老和我们科技小组的成员一起,开始长期蹲点曼俄。在我们的建议下,村民也自发组织成立了内部科技小组。我们互相配合,通过试验,先让内部科技小组掌握技术,再不断向其他村民传授双季稻种植技术。
   此外,我们还帮助生产队建设了一个小型的水轮泵发电站,在西双版纳农村中,第一个结束了村民们无电的昏暗生活,也为他们安装了碾米机,解决了傣族女人每日清晨手工舂米的辛劳之苦。渐渐地,橡胶、茶叶、柚子等,在曼俄的田地里扎根了。曼俄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其他村也开始主动要求被推广,从此,我们科技小组的队伍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多。(文字整理:赵金丽)

被偷的木薯
口述者:张育英 李锡文

李锡文,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扎根云南,主要从事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学的研究,发现了4个新属、147个新种和47个新变种,并对樟科等的专科分艰研究有独特见解,自1973年至2004年担任《中国植物志》编委,历时26年,其中作为常委17年。

故事导读:
在粮食紧缺的年代,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取食木薯补充口粮的不足,但本地木薯含有氢氰酸,味苦,有微毒。后来植物园引种了马来西亚木薯,产量高,且没有毒性。附近村民偷拿了植物园里种植的马来薯尝到了甜头,主动要求种植马来薯,马来薯因此在当地推广种植。
   自从引种了马来西亚木薯后,大家就不用再吃含有氢氰酸的有毒木薯了,葫芦岛上的口粮问题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段时间里,“张大帅”1每天都兴致勃勃地专注在她的马来薯实验地。
   某天,她和往常一样兴冲冲地来到她的实验宝地,眼前却让她大失所望:马来薯被偷了!
   天啊,这可如何是好。她立即风风火火冲跑到蔡老那里告状。
   “被偷了?怎么回事?”蔡老诧异道,随即跟着“张大帅”到了实验地。仔细查看后发现地里有好多脚印,一直延伸到罗梭江,过江到了江边的寨子。蔡老看了这些脚印兴奋地叫到:“这是好事啊!”
   “好事?!这怎么是好事?我的实验数据就不够了。”“张大帅”又急又气。
   “当然是好事了!他们偷去吃了,过两天就会来找你教他们种马来薯啦。这不是很好地推广了你的马来薯吗?实验数据就先别管了。”蔡老跟“张大帅”解释道。听了蔡老的这番话,“张大帅”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起他的远见来。
   从此,“张大帅”在实验地四周开辟了“缓冲区”,种上马来薯专门让人“偷”。慢慢地,还真有村寨的老乡跑来跟她要马来薯去种植,她就砍下一段一段的茎杆,让老乡拿回去扦插,还免费送上一袋农肥。(文字整理:姜虹)
 
【1】当时葫芦岛上的人都喜称经济植物研究室主任张育英为“张大帅”。

民族植物学的引路人
口述者:裴盛基

事件导读:
1982年,裴盛基发表了《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论文;
1987年,裴盛基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填补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空白;
2007年,裴盛基和扬州大学淮虎银教授共同编写我国第一部系统性民族植物学专著——《民族植物学》,并获第21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
    
  

  从1959年开始,我们一直跟随蔡老进行南药植物资源的研究,从具有健胃和镇痛功效的国产荜拨、活血止血的血竭、抗癌药物美登木、重要中药成分——缩砂仁,到治疗急性痛风和支气管炎的嘉兰等,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总少不了进入村寨,请教当地少数民族医生,并结合民族古籍的反复考证。
   1971年6月,蔡老带领我们科技工作者在盈江县铜壁公社小浪柬生产队东崩河工地调查,采到了野生荜拨标本,后来,我们就走访当地少数民族,原来当地傣族人称“布雅”,浪柬俗称“乌气息”,汉族叫“鸡屎芦子”。当地民族就用它来治风湿或作止痛药,民间已有较长的应用历史。后来我们经过进一步测定,这种荜拨与当时进口品系同属一类,是一种新药源,后经人工栽培试验,几经努力,荜拨引种栽培获得成功。
   血竭一药在中医的应用历史可追朔到南北朝时期,从宋人沈怀远《南越志》中的“骐驎竭”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麒麟竭”,再到后来医家的“血竭”,这种自古用于治疗跌打损伤、金疮、内科等症的中药,人们却并不知它的原料植物是什么!
    为了寻找血竭,蔡老想起30年代,他在孟连采集标本时,在一个傣族医师家里,曾见一段血红木块,后经几番打听和寻找,才在山里第一次见到了龙血树,也正源于这一段经历,1972年,蔡老率队再次进孟连,才发现成片的龙血树,结束了“中国血竭靠进口”的历史。
    ……
   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一拨又一拨的访问,边疆少数民族对我们访问、调查、采集工作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是早年“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鲜明的特点”,而这正是蔡老将我引入“民族植物学”领域,开始了全新的探索之旅,另外,他自始至终教导我们“取之于民”(取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用之于民”(将我们引种、驯化的植物资源推广给老百姓),这些都是对当今“民族植物学”最有力的支持,并引导和启发我们后来者继续朝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文字整理:赵金丽)

开辟边疆觅资源

历史背景:60年代初,蔡希陶带领青年科技人员从事云南芳香油资源植物—香茅、香叶天竺葵、山苍子、云南樟……的调查,四下勐海,摸清了樟树资源及其含油量的特点,还亲自教会当地农民蒸樟油。同时,他又在昆明植物园引种培育了被誉为“云南三大名花”的杜鹃、茶花、报春花。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他组织科研人员研究芭蕉代粮,取得了丰产试验田亩产4000公斤鲜果,制淀粉800公斤的成果。油瓜引种驯化,扦插繁殖及人工栽培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1972年,由蔡希陶教授率领的考察组在思茅地区孟连县发现大量的龙血树,结束了“中国没有产血竭植物”的论断。70年代,他又组织了砂仁、毕拔、千年健和美登木等南药资源的开发研究等。

故事背景:

1933年,蔡希陶在云南屏边大围山发现了油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瓜子”;
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国内粮油成了问题,蔡希陶带领科技工作人员开始野生油瓜的家栽——视为野生植物驯化研究的范例;
1962年,蔡希陶于《云南日报》发表《油瓜引种驯化的经过》一文;
1962年,蔡希陶于《生物学通报》上发表《油瓜的生物学特性》
1963年,蔡希陶参加西非科学协会第四届年会,作了《中国南部的一种油料植物——油瓜》学术报告;同年撰写《油瓜在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及其分类的问题》(入选《中国植物学会三十会走年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情系瓜子大王 
片段一  好香的油渣味!
口述者:张育英

   

上世纪50年代末,我跟随蔡老到了红河州的金平县进行野外考察。
    一天晚上,我们到了山上一瑶族老乡家里歇脚。老乡非常热情,拿出了几片“大瓜子”来招待我们。走了一天,又累又饿,我随手拿了一片猛地咬了一口,“嗯,好吃!”
   “怎么个好吃法?”蔡老在一旁忍俊不禁地看着我。
   “香,比核桃、花生都好吃!”嚼了几口,发现我嘴里竟漫出猪油的味道,“呀,我好像吃到油渣了,就是那个猪油还没炸干的那种油渣!嗯,这是我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啦!”听我这番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好久没吃到肉了吧?这是油瓜,老百姓叫猪油果,这些鸭蛋大的瓜子是它的种子,含油量高达70%呢!”蔡老心疼地看着我,略有所思地说着。他好像突然想到什么,眼前一亮:“咱们在昆明的标本馆里,还陈列了20多年前我在屏边采集的油瓜种子,这么好的东西实在不应该只是满足好奇者的观赏!”
   在那个缺粮少油的时代,能吃到这么美味的“油渣”,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离开了金平,我依旧沉浸在对“油渣”的无限回味之中,幻想着天天都有这样的幸福!而蔡老却在构思一篇新的立体文章——将这“世界最大的瓜子”引种、驯化、栽培,成为一种新的食用油料植物,为人民提供丰富美味的油脂。

片段二 美丽的梦 扰人的钉 
育苗   口述者:张育英

   那时,我们一心想着油瓜种仁含油量特高,很想早点成功栽培野生油瓜,可刚一开始,我们就被泼了一身凉水。
   我们从山上挖来了野生的油瓜苗回来栽种,最后竟没一株成活!
   我们参考植物播种的经典方法——覆土厚度相当于种子本身的3倍,把采集来的油瓜种子,埋到10多厘米的土中,结果两月不出,种子全腐烂了!
   我们把好不容易发出的苗,依照种南瓜的办法,让它蔓生在地上,柔嫩的小苗经不起热带烈日的炙烤,都死了……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总结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我们总算摸透了油瓜种苗的习性,“油瓜种子鸭蛋大,硬壳包住虫不怕;一半埋土一半露,计日出苗不会差”,这才跨过了育苗第一关。

插条  口述者:程必强

程必强,男,1958年云南农业大学(原昆明农林学院)农学专业毕业,1959年跟随蔡希陶教授登上葫芦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从事热带香料植物的发掘和开发利用工作近四十载,研究员,发表《中国樟属植物资源及其芳香成分》、《云南香料植物资源及其利用》、《热带名特优香料植物及其发展》、《版纳植物百香》等学术专著或专辑。
 
    油瓜种子少,能结果的雌株和不结果的雄株又很难区分,那油瓜能扦插繁殖吗?
    这是一个无人敢问津的难题。
   1960年秋,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掀起了油瓜插条繁殖的高潮,大采大插,一共插了一万多株,插条虽然生根发芽了,但活不了一个月,竟全夭折了!
    莫非油瓜插不活?
   后来,我们走进森林,对野生油瓜的根系进行观察,发现原来油瓜的根很浅,而且它紧贴地面的匍匐枝,接触土壤后还会生出不定根。这就意味着,油瓜的匍匐枝具有繁殖能力。通过实践,我们总结出“插条要把荫棚搭,选条要选匍匐杈;春秋日暖生机旺,横放浅埋把芽发。”  
   可是,匍匐枝取材太有限了,又受季节限制,根本达不到农业推广的要求。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攀援枝繁殖的攻坚战。从一般苗床到喷雾苗床培养,从插条自然的先发芽后生根,到经过化学手段处理,先生根后发芽,经历了三年的反复,攀援枝繁殖的成活率最高达80%以上,并且扦插不再受季节的限制,推广种植油瓜不再是个遥远的梦!

片段三  走,“看电影”去!
口述者:张育英

   “小张,你准备好汽灯,今晚咱们看‘电影’去。”
   “哦,好呢。”
   听蔡老这么一吩咐,葫芦岛上的人都知道,今晚又要去看油瓜开花了。
   荒野的夜空,月朗星稀。终于等到了夜间十点钟左右,透过皎洁的月光,伴着汽灯的光亮,只见油瓜那白色的花瓣弹伸出来,慢慢地朝外翻,接着,十多根附在花瓣尖的绿丝,好像“流苏”一样,又如断线的珠子纷纷下垂。夜风吹过,“流苏”飘动,扰动着每个观看者的心。
   “蔡老,你看,开了,开了!”
  “嘘——小声点,别吓跑了来访的昆虫。”蔡老扶了扶眼镜,拿笔记录了些数字,继续等待新的发现,直到瓜花慢慢收瓣、合拢。“电影”谢幕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片段四  学术思想的缩影 
口述者:许再富

    

在小勐仑那个密林小岛上,我和蔡老一直是隔壁邻居,有事没事我都爱往蔡老那个小屋串串。
    “小佬倌1,有烟没?”
   “哦,有呢。”我拿出五分钱一包的“天平”烟,递了一根过去。抬头发现对面墙壁上竟多了一幅国画。
   “这是画的油瓜吗?”我忍不住内心的好奇,问蔡老。
    “嗯,是上海画家唐云送的。”
    话题转到了油瓜,蔡老立马来了精神,“当年我在屏边采到油瓜时,竟将这宝物放在陈列馆里,囚困了20多年!”
   “当时只知道它叫‘油渣果’,能吃。后来我查阅古籍,才发现原来一千多年前,云南人民已经知道食用油瓜了。”接着,蔡老便告诉我那段出自9世纪《酉阳杂俎》的记载:“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他解释说,这藤本植物,可食部分如扁螺,分为两隔,味如胡桃,这与当今的“油渣果”别无二样。
   “当时就想啊,我们要驯化这‘瓜子大王’,实现大规模种植,就能让千家万户都能有‘油水’吃!”
   停顿了一会,他掐灭手中的烟头,习惯性地扶了一下眼镜。“我们驯化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毕竟‘方法总比困难多’嘛,通过摸索,我们不是已掌握了从育苗到栽培的一整套驯化技术!”
   那段艰难的驯化历程,葫芦岛人都是深有感触的。从育苗到扦插,从开花到结果,无不经历N次的失败和打击,若非科学的信仰、执着的信念,油瓜怎会被视为“野生植物引种驯化研究的范例”?在驯化研究过程中,蔡老通过对千百株油瓜的实地观察比较,发现原来一直惯用的两种油瓜,其实是同一个种,于是,他将1920年在马来亚发现的油瓜种(H. Capniocarpa Ridley)纠正为油瓜Hodgsonia macrocarpa (Bl.) Cogn.的一个变种。
   从野外考察到分类研究;从民族植物学角度的资料查阅,到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引种驯化,直到最终的推广应用。如今想来,那幅国画,连同蔡老当年驯瓜的种种情景,看似散落的珍珠,串起来后呈现在我们后人眼前的,莫不是他“植物资源学”学术思想的一个缩影?!

【1】第一次见蔡希陶教授时,他说我穿了一身旧西装,戴了副平面眼镜,走起路来有模有样的,就给我取了这个外号,并从那以后一直叫我“小佬倌”。

 

故事背景:

1971年,根据中央六部关于发展南药生产的指示,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前身)接到了国家赋予的任务:开展寻找南药资源(包括血竭,我国中医传统内外伤科的重要药物,一直靠进口)和代用品的研究工作。
1972年,蔡希陶被宣布正式恢复工作,亲率考察组到孟连,发现大量龙血树,从而推倒“中国没有血竭植物”的论断。
1979年,蔡希陶与许再富合撰《国产血竭植物资源的研究》,刊于《云南植物研究》第1卷第2期;
1981年,蔡希陶谢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一半骨灰洒在他亲自手植的龙血树下。
1992年,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建立制药厂,在我国首先获准生产国产血竭——“雨林”牌血竭。

飞鸿传书
口述者:蔡君葵(蔡希陶之子)
   

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被分配到中缅边疆——孟连县,接受“脱胎换骨再改造”。
     1972年的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
    信的内容非常简短,他告诉我:30年代,他曾在孟连一带见到一种植物,树干划破后能流出暗红色的树脂,这红色的浆液可以用来止血。他让我去走访当地老乡,去周边山上找找看,同时,信里还附了一张他手绘的草图。
   我知道父亲刚刚获得“解放”,寻找这种“有用”植物的心情一定很急切。于是,我怀揣着他画的植物草图,走访了孟连各个寨子的摩雅(傣族的医生)。没想,真有一个摩雅听说过这种止血的药物,并告诉我后面的山上可能会有。
   那个周末,我便按照那个摩雅的指点,顺着南垒河一直走,走到一片全是石灰岩的山坡上,发现石头的缝隙里,真有棵树和父亲的植物草图非常相似。我赶紧记下发现地点后,迅速赶回去给父亲写信。
    一个月过去了,父亲回信了:“近日我将带队过来考察”。
 一份红烧肉 
口述者:禹平华
      自从收到小弟(蔡君葵的昵称)的来信后,蔡老脸上密布了几年的乌云顿开了,他立即召集我们这几个搞分类的人员,组成一支临时考察队,火速赶往孟连。
   我们的吉普车开到小勐养时,天色已黑。驾驶员提议停车吃饭。
  “我们这次考察,可是蔡老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经费紧张呢。”趁蔡老去倒水的间隙,我跟其他人提议我们得节省开支。
    “是啊,那晚上我们就吃腌菜吧。”
   “蔡老一把年纪了,加上近些年来的‘批斗’,营养差着呢!”
   “那我们吃腌菜,给蔡先生点份红烧肉?”
   “你们晓得蔡老的脾气,咋可能一个桌子上,他看我们吃腌菜,自己吃肉!”
    “是嘛,那可咋办呢?”
   “呃,有了!”我一拍脑袋,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蔡老走过来后,我便对他说:“蔡老,您看我们的行李就在外头,得有人看守,要不,您先去看着,我们几个吃的快,完了换您来吃饭?”
   “好!好!我反正还不饿,你们先去吃!”
   等蔡老走后,我们几个就这腌菜匆匆扒了两碗饭,就去轮换他来吃饭了。
   “这红烧肉是咋回事?”蔡老一脸疑云地看着我们。
    “啥咋回事?”
    “你们吃的什么?”
    “和您一样嘛!”
   “还不说实话,非要我去问店主吗?!”看蔡老真的生气了,我们只好老实交待我们吃的是腌菜。
   “我们年轻,吃啥都一样,营养足着呢!”
  “你们自作聪明,这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说完,他硬是拉着我们一起分吃了那盘红烧肉。

中国有血竭啊!
口述者:禹平华

    

终于到孟连了。
  “你信中提到的那棵树在哪?”刚一下车,面对六年未见的小儿子君葵,蔡老开门见山地问道。
   来不及叙述父子之情,也无暇顾及嘘寒问暖。根据君葵提供的信息,蔡老领着我们直奔那片石灰山方向走去。路上,蔡老用随身的砍刀,砍了一根竹子当拐杖,我们从浅滩涉过南垒河,绕过崎岖的山路,终于登上了那片石灰山。
   “蔡老,快看!那是不是龙血树?”
   听我这一喊,他连忙丢掉手中的拐杖。    “是—是—它,是它!”蔡老一激动,又显得有些口吃了。
    原来这里并不是一棵!
   瘦骨嶙峋的石灰岩丛中,傲然挺立了郁郁葱葱的龙血树。那苍劲的枝干,一簇簇绿剑一般的长叶,仿佛一位位历经沧桑而又刚正不屈的智者,等待被发现。
   “中国有血竭啊!太好了!太好了!”蔡老手扶一棵龙血树喃喃自语,那眼中分明闪烁着泪花。好半天,蔡老才回过神来,“赶紧记录数据!”
   我们立刻忙碌起来,选定样方,记录树的棵数,并将树的大小、高矮、叶形、生长状况,以及周围的土壤、植被、海拔、坡向等一一作了详细记录。
   为了提取和鉴定血竭,后来,我们通过向当地政府请示,共采回200多株幼苗,3棵大树和一批样品,加工提炼的血竭,经历史考证和化学、药理、临床等研究,这种柬埔寨龙血树的质量不亚于进口血竭。(文字整理:赵金丽)

更正“户籍”
口述者:裴盛基 李延辉

   1972年,美国植物化学家从热带非洲所产的齿叶美登木中提取了有效抗癌成分——美登素!
   这一消息由国家科技情报局迅速转到卫生部,很快,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寻找美登木。那时,蔡老刚被“解放”,作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副组长,带领我们一起调查美登木资源。
   在西双版纳曼培森林中发现了,在临沧地区、德宏州也找到了。国产美登木不止一种!
   “蔡老,您看这美登属和裸实属的这八个种很像呢!”
   “噢,怎么个像法?”蔡老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的科学论证。我们对比研究了卫矛科这两属的国产种,发现它们的花、果实、种子等特征几乎是一样的。可当我们查阅它们的历史档案——美登木属由Molina于1782年建立,裸实属由Wight和Arn于1834年建立,不禁自疑:这两个属的沿用时间都已超过百年,会不会是我们搞错了呢?
   “嗯,你们的论证很科学,科学就得有这种怀疑精神!”听蔡老这么一说,我们那颗悬着的心似乎有着落了。“分类问题,你们可以请教吴老(吴征镒)再确认一下,除此之外,你们还得再深入研究二者的化学成分。”蔡老后来又补充说了一句。
   于是,我们直接去找吴老求证,同样也得到了他的认同,又通过植物化学分析得出:这两属的八个国产种均含有抗癌成分——美登素!欣喜之余,我们 一起撰写《国产美登木属和裸实属的分类问题》论文,非常有底气地认为美登木属与裸实属应予以合并,国产裸实属应一并转入美登木属中。

叶帅的指示
口述者:裴盛基
  

    1975年11月,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紧急召开所务会议。
  “刚刚我接到省政府办公室电话,叶剑英元帅要求我们赴京汇报美登木的研究情况!”
   “太好了!”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这说明我们对云南美登木的化学分析、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
   “大家安静一下”,蔡老作了个下压的手势,“我们讨论一下,这次赴京汇报的事宜。”
    ……
    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
  “我们与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合作,对云南美登木进行肿瘤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对实验动物肿瘤进行筛选和毒性试验,为将来进行美登木的大规模栽培做准备。”
   “我们还与解放军62医院、思茅中草药科研组合作,对美登素做临床试验,取得一定成效。”……
   叶帅听取了蔡老的汇报,满意地点了点头,“感谢你们亲自送美登木到北京来,感谢你们的同志研究了它。回去好好发展,把设备搞起来,多多生产生药,口服片剂和针剂。另外,要大量培植美登木,跟种橡胶树一样的开展美登木种植园。”

(文字整理:赵金丽)

六年环保路,路路艰辛

刘思宇 /文

12岁的时候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家乡》成为铅字,用我最纯真的笔调描写了我美丽的家乡。人们常说文章虚构的成分多,而我的文字里我的言语间,却无法找到这样虚构的机会。因为西双版纳的美是超越了一切语言的,在浮华之间早已归为淡淡的真实。

当真实在我无法容忍的现实面前,我心中的美在瞬间被击破的时候,我,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开始关注西双版纳的环境保护。作为一名中学生,我开始积极动员身边的同学参与到环保行动中。从使用节能灯具到义务上街清扫,从发放传单到讲座培训。在别人眼中,一个似乎本不该我去做的,我去做了。只有一个解释:我有责任,有义务。2010-03-55-01

从改变自己到影响别人,这条漫长的环保路上,我在艰难中开始自己筚路蓝缕的创业过程。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个“热心环保”的学生。“你能做什么?”常常成为那些大人拒绝我的理由。这个疑问也是我开展六年环保宣传教育的动力,我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内心问自己这样的一句话,“我能做什么?”。我可以说:“我原本什么都不用做的,可是今天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矛盾赋予了我坚持环境教育的责任。”所有的媒体记者也都会向我发出这样一个疑问:“作为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要去做公益事业?”其实,这样的一个疑问是在一种病态的前提下提出的。如果没有污染、没有破坏、没有滥砍滥伐、没有猎杀,在一个和谐的自然中,我不过是这个生物链上最普通的一环。但是,现实的发展打乱了我们的自然平衡。一系列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问题真真实实的摆在了始作俑者的人类面前,直接影响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回到那个问题,我会解释,“你的问题正是我的回答。正是因为今天的人类还把这样一个应该纳入日常生活的环境保护内容当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的时候,我开始了最普通的保护环境、保护自己的行动”。

记得6年前,第一次得到政府部门的许可,我获得一部分宣传资料用于环保宣传。在那个漆黑的储藏仓库里,一摞摞海报、一捆捆折页、一本本专业知识宣教书,我好像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光亮。这就如同一个集邮者收藏到一枚至爱的邮票一般欣喜。在欣喜中我没有顾及被海报和折页划得条条血纹的手、没有去管那被划破的脖颈,任汗液浸入,那种刺痛,陪伴着我走了几里地回到宿舍。当放下所有资料的那一霎那,我就站在宿舍的落地镜前。一个头发散乱、满头大汗的形象,在我白净衣服粘了几朵红艳艳的“梅花”的衬托下,我禁不住大声哭出来。这是我环保路上第一次承受这样的委屈。因为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帮忙、没有人安抚。我开始问自己:到底为了什么? 

我没有给自己一个解释,只是跑到窗前,看着远处的荒山。我知道,这就是我走下去的理由。因为那之前,有一片绿之美曾经给了我灵感、给了我抚慰。

然而,这样的开始是艰辛的,物质上的匮乏不仅仅在于材料,还有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最现实的金钱。父母在一个效益不好的糖厂工作,每月工资只有三四百块钱。而我,每个月却需要将近七八百的生活费,其中大部分都是为我的环保活动准备的运行资金。当时,我要针对西双版纳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制定不同的项目活动,最艰苦的时候,因为活动经费不够,为了节省,我每天的餐食几乎就是两个玉米。

后来,我慢慢有一些稿费和奖金,也都投入到我的活动中。我的同学和朋友都说我很傻,费力不讨好,还要拿那么多钱出去。每当此时,最善言谈的我不会解释,因为我的行动已经解释了,最后取得的社会影响和目标人群的认可就是我最好的解释。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环境、了解环境问题,我们面向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建立了以学习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和环境道德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以参与学习实践为重点的EIC教育模式(Using the Environment as an Integrating Context, EIC,即以学习者为中心,整合相关背景和知识结构的环境教育资源,加强环境教育的针对性),以“理论和实践双向互动”的环境教育参与式工作坊,运用“同伴教育”,用参与式方法培训学生环保教育绿色骨干力量,立足西双版纳,面向云南省甚至向整个西南地区扩展;此外,我们还联合地区环保局、林业局、环保NGO组织等环保机构,建立专业环保教育“绿色基地”,致力于提高地区人民的环保意识,促进“环保”行动的真正落实。

生动的培训远比枯燥的讲座更具效果。所以,每次培训活动,我都努力设想新的花样和游戏。我们的环境教育活动不会刻意强调规模效应,我常常将20人分成四个小组,用简单有趣的互动交流代替传统的宣传形式如贴海报、发传单、开展讲座等,“理念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让受众真正理解环保的重要性,从而掌握治理环境污染和防止新的环境问题产生的知识和技能。

在任何一次活动中,我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讲师的角度,因为参与式方法培训的精华在于每一个人的平等参与性。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都展现,这才摆脱了传统讲座乏味的束缚,这才让我们的活动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愿参与者。最终,我和受教育者都成为了一条环保战线的战友,一同为保护环境作出自己的努力。

当环保教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时,我乐此不彼地到西双版纳各个少数民族村寨开展节能环保宣传,免费向少数民族派发并安装节能灯泡。我也因此和这里的傣族、哈尼族、基诺族……老乡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的活动持续到了夜里,少数民族同胞们会热心地要我们在家里住下,和他们一起吃家常便饭。当我们要离开时,还让我们带些家中腌制的食物回去。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让我们感觉很温暖。这也是我继续走下去的理由和动力,因为我感觉我的付出有价值。2010-03-56-01

每一次培训活动总是在激情中归于平淡,但因为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我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可,一个个环保大奖,一次次媒体采访……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荣誉,因为每一次的高度认可,我都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必须在大众的眼光下做得更好。也有人曾经认为我很物质,我做环保就是为了荣誉。要知道,我不会向任何人去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因为没有必要。我不可能为了名利去违背自己的原则,一个真正的环保者有自己的原则操守,有自己坚定的精神底线,在这条艰辛的环保路上我走得比别人坦荡。同时,我需要激励,因为这样我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调动更多的人参与,从而更好的开展环境教育活动。2010-03-58-01

不管怎样,六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了。今天,我会代表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出中国青年的声音,我也参与了重要的国际青年环境宣言的起草。今天,我正走在我的环保路上,有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我告诉自己:作为一个青年,要有敢用青春换春天,敢用生命换命运的勇气。社会的春天,地球的命运,需要我们青年来创造!

作者简介:
      刘思宇,男,湖南祁东人,1991年出生于西双版纳黎明农场,现就读山东工商学院,高中时代便开展以环保、保护野生动物、禁毒防艾、扶贫、爱老和助残等为主题的项目活动,荣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青少年爱心大使”、“全球绿色少年服务奖银奖”等众多名誉称号及奖项。

走近国内外姜科植物学的权威专家(一)——采访W. John Kress博士

姜虹 /翻译   赵金丽 /采访

采访人物简介:

W. John Kress博士,美国人,国际知名植物学家,曾于1996至2005年任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美国国家植物标本馆馆长,目前担任ATBC执行主席,在热带植物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姜目植物系统学、植物与传粉动物相互关系与协同进化、植物分子条形码技术、热带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等领域具有很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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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国内外姜科植物学的权威专家(二)——采访吴德邻、陈忠毅和吴七根教授

赵金丽  采访/整理

采访人物简介:

吴德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从事植物分类学和系统演化的研究,多年来研究姜目植物,首次在我国发现兰花蕉科,首次论证中国为栽培姜的起源地,对华南植物区系、系统演化有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姜科、豆科等科。《中国植物志》(姜科)(中、英文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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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女王——娜利尼•纳德卡妮

姜虹 /文

2009-01-53-01

 

 

 

简介:娜利尼•纳德卡妮(Nalini Nadkarni),美国华盛顿常青州立大学的生态学教授,长期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研究林冠生态,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被誉为“林冠女王”,建立了国际林冠研究网络(International Canopy Network)。纳德卡妮非常喜欢借助单绳攀爬技术爬树,尤其是高大的树,爬树是她研究林冠的必修课,她也以此为乐。她的科研成果让她声名显赫,但她科研之外的故事也一样吸引着无数的粉丝们。她有一个印度父亲和犹太母亲,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下长大,在小时候树就成了她的避难所;她在大学最初的专业是舞蹈,和现在的研究完全不搭边,后来才转到了生物学;她有很多爱好:舞蹈、音乐、艺术、滑板等,当然还有爬树,还喜欢穿颜色不一样的袜子;她有一个有趣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个蚂蚁的名字,因为她的丈夫是蚂蚁专家,用家里每个人的名字给新发现的蚂蚁命名;最难能可贵的是,她是那么热衷于向公众传播科学,而且采取的方式又那么奇特,芭比娃娃、监狱、迷彩服、医药、宗教、音乐、绘画、舞蹈等,都成了她的帮手。

别出心裁的传播科学方式

形象大使“林冠芭比”:提起芭比娃娃,首先让人想到的肯定是长长的金发,大大的眼睛,还有漂亮的裙子,但纳德卡妮设计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林冠芭比。这些芭比的装扮和纳德卡妮爬树的装扮一样酷毙了:戴着头盔、肩搭着绳索、身穿马甲和长裤,一看就是敢于冒险、喜欢探索的勇敢芭比。当然,纳德卡妮还没忘记在芭比的手里塞上一本保护林冠的宣传小册子,她就利用风靡全世界的芭比娃娃,与各玩具公司合作,“推销”她的林冠研究,让这些可爱又勇敢的林冠芭比深入人心。比起传统的芭比来,这些芭比向孩子们展示的是一个积极向上、勇敢、崇尚科学和自然的形象,流行偶像摇身一变,成了森林保护的形象大使。2009-01-54-01

 

 

 

一举多得的苔藓种植:苔藓在园艺中需求较大,如果单靠从野外的树干和树枝采集,会大大减少野外苔藓的数量,破坏生态环境。纳德卡妮出其不意地想到了在监狱推行苔藓种植计划,有效利用了服役人员规律的作息时间和刑满后职业技能的需要,培训服役人员种植园艺用的苔藓,这可谓一举多得的好事:一是可以研究在人工种植条件下苔藓的生长情况,充分利用监狱的人力资源进行观测和记录;二是人工种植会大大减小野外采集带来的破坏,对生态环境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种植的苔藓出售也产生了经济价值;三是让服役人员的监狱生活变得充实,他们在这过程中学到了科学知识和简单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学到了种植技术,可以作为以后求生的手段,这让他们出狱后对生活更加有信心;四是极大地拉近了科学家与他们的距离,也拉近了他们和自然的距离,让他们暗淡的监狱生活变得多彩,更让他们明白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连监狱都成了纳德卡妮的盟友,怎能不让人对她不佩服?2009-01-54-02

 

 

 

树上的艺术:纳德卡妮做了一个“林冠汇流”的项目,在树冠上搭建平台,将各类艺术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团、雕塑家邀请到树冠,让他们处在非一般的视角,在森林的启发下,充分发挥其艺术才华和灵感,创作绘画作品、谱写音乐、编排舞蹈等,从而让科学和艺术得到了完美的结合。Bruce Chao的雕塑以及Capacitor 舞蹈团的Biome就是在森林里做出来的。2009-01-55-01

 

 

 

     不仅如此,纳德卡妮还设计了林冠迷彩服,用科学的方法解构后加上艺术的手法,将大树的形象完美地设计到了迷彩服上;利用人们对棒球运动的热衷,设计了棒球卡片,卡片正面是宣传森林保护的标语,反面是森林破坏的科学数据,还通过简单的培训让棒球俱乐部意识到大多的棒球棒材料取自于森林的树木,向运动员和观众们倡导森林保护的理念;以及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头罩,向没有机会到树冠的公众展示树冠风景,公众只要把头伸进这个罩子里,就会有置身树冠的感觉。2009-01-55-02

 

 

 

     看看这些别出心裁的方式,除了纳德卡妮,别无他人了。科学之外,纳德卡妮非同寻常的智慧可见一斑。

林冠女王对树的诠释

     纳德卡妮一直尝试全方位地研究树的价值:生态的、经济的、美学的以及精神上的。作为一位科学家,她首先关注并研究得最深入的当然是树的生态学,但纳德卡妮的艺术气质和丰富的情感让她用心灵去解读和诠释树的存在。在她看来,树的存在远远超出了生态环境中简单的生命形式。

     英文里的树(Tree)源起于梵语(印欧语系)中的Deru,意为坚定不移的,强壮的意思,而Deru还衍生出忍耐(Endure)、坚持(Continue)、信任(Trust)、真理(Truth)等词,这也正体现了树的精神。大树饱受着风霜雪雨的考验,默默地忍耐着虫鸟的啃啄,还要经得起大火、洪水等自然灾害,正是这样的精神,才让它们坚韧不拔,屹立不倒。挺立时,大树给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每一个树干和枝条都是苔藓、兰科、蕨类、凤梨科等附寄生植物的家园,也是无数树栖动物的乐园; 倒地后,大树给林下的植被打开了一扇天窗(常说的“林窗”),充足的阳光让土壤里的种子萌芽,让小苗儿茁壮成长,腐烂的树干也会给周围的植物提供丰富的营养,还会是各种腐生动植物的新家。所以,在纳德卡妮眼中,树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树的精神,给了纳德卡妮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不光是在野外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也包括在她人生中遇到的其他挑战,激励着她不断地前进。

      纳德卡妮还探索了很多树与宗教的联系,研究了各种宗教里的“树”,如在《圣经》里,总共有328处提到了“树”,其中超过30%具有象征意义或审美目的,22%用以比喻生命和上帝,只有3%是从生物学和生理学角度去描述的。对纳德卡妮而言,树是充满神性和灵性的,它们有着赋予生命永恒或重生的力量,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佛陀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了。树,扎根于大地,伸展向天空,是连接天地的桥;树也是世界上最普遍的存在形式——河流像树、心脏和肺部的血管像树、还有洞穴的石纹等等。2009-01-57-01

 

 

 

     禅宗里的觉悟、色和空、定力、大千世界、时空变迁等,无不和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树和人一样要呼吸,而人的呼吸却要依靠树的光合作用提供氧气,呼吸将人和树联系到一起,呼吸也是灵魂的力量源泉,因为在希伯来语里,呼吸(Nesheema)和灵魂(Neshama)源于同一个词。树,深深扎根于大地,坚定不移,这种精神恰恰和禅宗里的 “定力” 别无一二,静心、专注、沉思,都是禅宗里重要的修行,而树无疑就是这种修行的好榜样。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关注森林的“色”—树和动物,却鲜有人会关注森林的“空”,Roman Dial博士就是这样一个特例,他展示了另一种新的视野:用激光测量出树枝叶的距离,勾勒出“负空间”(Negative Space)的美丽图像,此研究给了纳德卡妮莫大的启示,重新去思考森林无限的“空”蕴藏了怎样的未知世界?佛教里还有一句典故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且听听纳德卡妮如何用树来诠释这句话:一颗树的种子萌发,长出根和芽,再不断生长分支,长出叶、花、果实,并一代代传承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基因得到了遗传和进化。每一棵成熟的树都包括了成千上万的分支系统,每一个分支都是独立的基因血统,所以果农才会只把不好的枝条修建掉,只留果实较好的枝条,并用好的枝条嫁接出品种优良的果树来。岁岁年年,绿的芽红的叶,都是树给我们的时间讯息,而树底下的泥土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那里庞大的根系,支撑着地面的无限风光,一如人生——在光鲜的背后,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曾经经历的苦难和一直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每棵树都是无数动植物的栖息之所,它们又有蕴含着怎样的世界呢?如此,不就有了“一树一世界”之广博了吗?

      如此解读树之灵性,你还会觉得纳德卡妮仅仅是一位科学家吗?

附:专门写Nadkarni的Rap歌曲:

KINDLE YOUR OWN FIRE

Women! You’ve got to climb to the sky

Women! You’ve got to try to try to try

Whatever you desire

Kindle your own fire

Women You’ve got to climb to the sky!

Women! The world is wide and free

Womken! Be what you want you to be

Whatever you desire

Kindle your own fire

Women! Get out and see what’s there to see!

Women! For me, I love the big green trees

Women! For others, it’s the deep blue sea.

Whatever you desire

Kindle your own fire

Women! You’ve got to find what will please!

Women! 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start.

Women! It can be science, sports, or art

Whatever you desire

Kindle your own fire

Women! Just give it all your heart!

Women! You’ve got to climb to the sky

Women! You’ve got to try to try to try

Whatever you desire

Kindle your own fire

Women You’ve got to climb to the sky!

(责任编辑:赵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