茕茕独行的探路马帮

历史背景:1929年,年仅18岁的蔡希陶因参加革命被上海光华大学开除,进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任实习生;1932-1934年,他主动请缨并受派遣赴滇考察植物,成为揭开“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第一人;1937年,他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筹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昆明植物所的前身),40年代初,成功引种栽培“大金元”,发展云南烟草产业的早期业绩;1950年,在原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主任。1951年,调查橡胶原料植物和考察种植橡胶宜林地,他和吴征镒教授共同提出了云南地区适宜种植三叶橡胶树的建议。

死标本VS. 活植物   

口述者: 禹平华

禹平华:19488月,他在蔡希陶担任实习总指导的烟草技术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留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跟蔡老学习烟草引种驯化栽培技术。后跟随蔡老来到小勐仑,从事植物分类工作

   

 

1948年,我刚留所工作,对植物学知识一窍不通,但看到蔡先生和冯先生(冯国楣)天天泡在标本馆,拿着那些植物标本,一起讨论着,嘴里还不时冒出我听不懂的拉丁文,特羡慕,也很好奇,总忍不住在标本馆门口偷望。

 突然有一天,蔡老对我说:“小禹,看你对认识植物这么上心,往后就来标本馆吧。”

  “你的任务就是每天翻这些标本,从第一个柜子一直翻到最后,被虫吃的你要拿掉,受潮的你拿出来晒晒,但千万千万不要把标本搞坏了,一点都不能搞坏掉!”蔡先生特别强调地嘱咐我。

 从那以后,标本馆每天总能见到三个人的身影:蔡先生和冯先生一起给植物定名,而我则在一旁检查这些标本,从正模标本到副模标本,从第一份到第十万份标本,我乐此不彼地翻看着。后来,蔡先生递给我两本大学的《植物学》(上下册)让我自学,又常常对着某一类标本教我如何使用检索表、学习拉丁名。因为之前毫无专业基础,我像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被蔡先生领着,在植物学门口开始蹒跚学步。

 直到有一天,北京有个药用植物方面的专家写信给蔡先生,请求帮忙采集一些八仙花科的野生种样品,当时人手不够,蔡先生就吩咐我去野外采集。出门前,他告诉我大理丽江这一带有4个种,并亲自做好这4个种的检索表,冯先生则让我拿张棉质,在标本室里用棉纸将已有几个种的叶子拓印出来。就这样,我怀揣这两位先生的“教科书”和嘱咐、带着一颗忐忑的心上路了。没想过了两周,我竟满载而归,两位先生看到我采集的标本,彼此对视笑了,异口同声地说:这小子,是块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蔡先生直接的表扬,心底简直乐开了花,暗自鼓劲以后要更努力,可不能让蔡先生失望。

 1949年后,我一次又一次地跟随蔡先生进行野外考察,我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云南所有的红土地:从高山到河谷,从温带阔叶林到热带雨林,每到一处森林他总要嘱咐一番:“我们记植物,死标本要记得,活植物也要记得。不单要知道植物是什么,还要记得这种植物分布在哪个海拔范围,要弄清楚它的生长环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得问向导,到底这种植物在当地有什么用途,是可以用来做菜呢还是用做药材或是其它什么用途。”“另外,我们到了兄弟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所谓入乡随俗嘛。”没想这一跑竟连着跑了十年,鞋子都不知道跑烂了多少双!

 功夫不负有心人,野外实战的这十年,为我后来专门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记得1959年我到云南河口县采了两份不认识的植物标本,本想带回来请吴老(吴征镒院士)鉴定,可吴老那阵特别忙,我只好带着标本准备回标本室,路上碰巧遇到了蔡先生。

“这样吧,你先把标本放我这,我晚上先去看看包谷(玉米)地,回来再帮你鉴定。”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进标本室的门,远远地就听到蔡先生大声喊:“禹平华,你采标本还采出水平来了噶!”

  当时我就愣住了:我采了什么标本了?还采出什么水平来了?

  “你昨天带回来的两个标本,一个是新种,一个是新分布!”说完,蔡先生冲我诡异地一笑。

漫漫寻胶途

故事背景:

开国以后,蔡希陶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国寻找橡胶树。

1951年,蔡希陶率领一支调查队,从昆明出发,步行到蒙自,转到个旧,直达国境线上的金平。从金平到中越边境的麻栗坡,向东到广西省界上的剥隘;折回向西,转到了文山和红河,回到墨江,发现胶质很好的“九牛藤”、“大赛格多”、“中赛格多”、“鹿角藤”;

1952年,他又往滇西的芒市、盈江、陇川、瑞丽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盈江县城的凤凰山看两棵三叶橡胶老树时指出:“这两棵三叶橡胶树生长在海拔960公尺的山上,北纬24度多!云南省勘查种胶的宜林地时广阔的。”

1953年,蔡希陶率队参加由中央林业部发起、中苏专家组成的云南特种林调查队,出发到河口、金屏、车里、橄榄坝、芒市、盈江等地勘察调查,具体指出:“种橡胶,西双版纳最好,德宏差”。

国境线上的枪声 

口述者:禹平华

那天,我们调查队一行60多人步行了一天,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麻栗坡县。刚刚安顿下来,就听到外面“啪-啪-啪”的枪声。我循声听去,枪声是从对面不远处的山上传来的。

“开枪的是什么人?难道真是土匪来了吗?”惊慌失措的我,忍不住问身旁的蔡先生。

“怕什么,我们不是还有护卫队嘛!”蔡先生若无其事地研究当天采集的标本。

过了一会,枪声消失了,我们很快得到消息:原来当时国民党的残匪非常猖獗,为了保障云南特种林调查队中苏专家的人身安全,云南军区特别安排了一个排的军队全程护送。同时,我们调查队每到一个县或市,也会受到当地民兵武装的积极支援。而那晚由于天色已黑,我们的护卫队误将前来支援的麻栗坡民兵当做土匪,双方就开火了。

 又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小勐养的一个傣族村寨。谁料那天晚上正赶上一家傣族人送小男孩去寺庙当小和尚(傣族人信奉小乘佛教,男孩到了上学年纪都送到寺庙去学习傣文和傣族文化),整个寨子“叮咚-叮咚”、“噼啪-噼啪”又是鼓锣声,又是鞭炮声响了好一阵子,我们都以为是枪声,正准备收拾东西撤离呢。

“你咋把被子捆起来了?”蔡先生见我在捆被子,很是惊奇地问。

“土匪不是来了么!背着盖铺跑啊!”我回答道。

“你这小子,土匪真来了嘛,还要这些东西干嘛!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说完,蔡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温室中的橡胶苗 

口述者:冯耀宗

冯耀宗,男,1955年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负责植物园的业务工作,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任群落研究室主任。198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人工群落》等专著及有关实验生态及人工群落论文40余篇。

 1955年的金秋,昆明工作站温室。

 蔡老领着我们几个刚刚报到的大学毕业生,向我们逐一介绍温室里的植物。

“这是油瓜,一种油料植物,含油量高着呢。”

“哦,那是一种药用植物,傣族人用来止血,效果非常好。”

“来,你们摸一下这叶子,再闻闻看。”

“呵呵,香吧,这种植物叫香叶天竺葵,俗称‘摸摸香’,从它身上提取的香叶油,是调制各种化妆香精的母体香料呢!”

我们几个新人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温室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蔡老似乎也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不等我们开口问,他就乐此不彼地给我们讲解。“蔡老师,这个一片叶子上长了三片小叶子的植物叫什么呢?”我看到温室中心有六株小树苗,叶子非常奇特,忍不住问蔡老。

“这就是巴西三叶橡胶树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橡胶,都是从它身上流淌出来的”,说完,他停顿了一下,脸上之前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我们国家急需橡胶资源,帝国主义却在封锁我们。巴西三叶橡胶树是热带雨林的产物,一直以来学术界的传统说法是‘中国无热带’,我们自己种橡胶的障碍重重啊!”蔡老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不过,据我们这几年的野外考察,中国是有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就有!而且我们在德宏和西双版纳都发现了三叶橡胶树!”接着,蔡老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三叶橡胶树在德宏和西双版纳的种植历史和两地的生态环境差异,“德宏凤凰山上遗留的那两株橡胶树因为栽种的早,所以才比西双版纳的长得更高更大。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考察,西双版纳地区纬度低,热带雨林覆盖面积大,更适合种橡胶树,这几株橡胶苗我们以后要种到西双版纳去!”

小知识:

德宏土司和三叶橡胶树

1904年,云南省德宏的土司刀印生由日本返国,途经新加坡时,购买胶苗8 000多株,带回国种植于海拔960米的云南省盈江县新城凤凰山东南坡,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橡胶种植历史。到1949年时,凤凰山还剩下两株橡胶树。

旅泰华人和暹华胶园

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应当从旅居泰国的华人钱仿周开始。钱仿周在泰国经营橡胶园多年,经验丰富,通过详细考察他认为西双版纳橄榄坝地区是块理想的橡胶种植地。经历了前期育苗失败的打击,钱仿周想出了一个保护橡胶苗的绝妙方法:将椰子壳锤成绒,与肥土搅合,把每株橡胶苗地根须一一包裹起来,这样娇气的橡胶苗装进木箱后就可以跋山涉水了。19487月,钱仿周率6名工人,自泰国那温驮运橡胶苗2万株,在曼松卡种植了300余亩的胶园,取名暹华胶园,解放后剩余橡胶树苗200余棵。

 

“奥亲 哈拉梢!”  

口述者:张育英

张育英,女,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担任温室管理员。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后任该园经济植物研究室主任,跟随蔡希陶教授致力于热带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事件导读:

1956年,蔡希陶被聘为中苏合作组成的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刘崇乐、另一副队长吴征镒),全队190余人(含苏联苏卡契夫院士),到红河哈尼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调查,掌握这些地区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之种类、成份及分布情况,为云南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正午时分,热带骄阳似火,路旁的石头也被烤得赤红。

 前方是一条蜿蜒小道,盘旋着伸向密林深处。这时,我们的大部队(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停止了继续前行。

“小张,前面都是山路,车没法开了,看来得靠骑马了”,蔡老一边卸车上的物品,一边对我说。

我看了看身后的马队,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马帮,马背上都架着一套类似马鞍的木架子,大家正往马背上放各种物品。

“没见过吧,这种叫驮马,用来运输物品的。待会我们就要骑着这驮马赶路了。”蔡老对我解释说,“这驮马可不能双腿跨开骑,只能侧身坐上去,要不,不等一天下来,你这屁股就受不了!来吧,我扶你上马,得抓紧哦!”

没等蔡老说完,我凭着小时候骑马的经验,“腾——”地一下就牢牢坐上了驮马的架子上。

“哟,小姑娘,可以嘛!”说完,蔡老也很麻利地骑上马,浩浩荡荡的“马帮考察队”开始上路了。

这样,我翘着二郎腿、侧身骑着马跟在蔡老和苏联专家的身后,蔡老用英语、我用俄语和苏联专家们一路不停地交流。

从金屏、屏边到河口,从景洪、勐遮、勐养、勐海、勐腊到普文,从景东、思茅、普洱到墨江,从双江、临沧到耿马,从芒市、陇川、瑞丽到盈江,我们几乎跑遍了云南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森林,无论走进哪片森林,都听到苏联专家们的啧啧称赞声:

“奥亲 哈拉梢!奥亲 哈拉梢!”(音译俄语,“好哇,很好哇!”)

考察队返回昆明时,我们满载各类植物的标本、种子而归,而我的屁股竟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天然大温室 

口述者: 张育英

跟随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考察回来之后,蔡老就让我进昆明工作站的温室工作。

一天傍晚,蔡老又来温室了。

“小张,咱们从野外带回的种子和树苗育的咋样了?”

“一般吧。”

“哦?遇到啥问题了?”

“这温室的花儿就是娇嫩!再怎么精心栽培就是比不上热带森林里的!”刚刚又有几棵宝贝苗儿蔫了,我是又气又急,正好对着蔡老抱怨了一通:

“这种个头小的植物还好,虽然比野外长得小点,还好养活;可这大的植物,比如王棕、董棕,怎么精心呵护,还是没精打采的!夏天看着它们还长得好好的,可一到冬天就不行了。”

“温室的空间太小了,看着植物们一个个都长得很别扭,我这心里也别扭得很!”

“行,既然这么别扭,那咱们就找个天然大温室!”

  听蔡老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对未来的天然大温室充满了期待。

 从那以后,我们野外考察时便多了一个任务:寻找天然大温室——热带植物园的适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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